揭秘死海古卷：结束争论的圣经之谜

结束争论的死海古卷

在1947年的春天，有两个牧羊少年人在死海旁康隆的一个山崖脚下牧羊，其中一个牧羊少年因为羊走失，便去山崖附近寻找丢失的羊。在他去找羊的时候，牧羊少年便随意丢了一个石子到崖上的一个小洞里。原本他以为会听到石子打到岩洞里石块的响声，没有想到听到的却是哗啦的物体破碎声，他便吓得跑回家去。

后来他开始想或许那个洞不是什么野狼狐狸的洞，而是藏着黄金财宝的洞。于是他与他的伙伴回去，结果发现那个洞里有很多罐子。罐内有一些羊皮纸古卷，卷上有用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这两种古犹太语写的文字。后来被证明这些腐蚀的羊皮纸就是有名的《圣经》中的“死海古卷”。

羊皮纸被发现后，这些卷轴有些就直接被拿到伯利恒出售，落入古董商人的手里。有些则落到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手中。另一批则转手到希伯来大学的苏堪尼教授手中。

1948年2月，一部分卷轴流落到美国东方学研究院，马上就被研究员发现其价值不凡。1948年4月11日，学院便将这些手抄本公之于世。而两个星期后，1948年4月26日，希伯来大学的苏堪尼教授才跟着宣布希伯来大学也有这些手抄本的收藏。

后来，考古学家随后搜寻了牧羊人发现地点周围的一些山洞，发现了更多的古卷，共计有500卷。这些山洞似乎是被称为“苦行派”的一群犹太教徒的藏经洞，他们2000多年前曾在这一地居住过。古卷包括《圣经》中除了《以斯贴》之外所有《旧约全书》的抄本。

此外还有回忆录、赞美诗及其所属教派的情况介绍等。这些古卷比以前所发现的任何《旧约全书》抄本都要早至少1000年，而且是用极具价值的古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文字手写而成的。这些苦行派教徒将古卷藏到这里可能是为了便于保存，因为他们的定居地于公元66年—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了。

死海古卷是手写在羊皮长卷上的。而其他的《旧约全书》抄本都是用犹太文字写的。但在以色列的气候条件下，古卷未能长期保存，所以极少发现其他的早期经文抄本。死海古卷就储藏在这种罐子里，保存了2000多年。

后来，经专家鉴定，这卷《以赛亚书经》的成书年代为公元1世纪，而且羊皮依然完好，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西方的基督徒们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令人值得高兴的发现。

而要了解死海卷对于西方有何重大的影响，则必须要知道近百年来欧美对《圣经》存在争论的批判历史。

自从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就面对着一连串的批判。

文艺复兴的开始与十字军东征有密切关系。当初教皇鼓励十字军东征，主要的动机是希望消灭政敌、减少内部的冲突。

十字军东征，确实达成了消灭军阀的目的。许多有名的将军，再也没有回来。教皇确实利用这一个运动，重振了教廷的权威。

但是那回欧洲的十字军，却带回来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少数十字军，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

原来欧洲自从西罗马帝国因为黑死病和北方被统治的民族反抗后，教廷因为各地有教堂，在无政府的社会里，自然地取代了西罗马帝国，成为欧洲唯一有组织的政府。

但是可悲的是，从前罗马帝国争夺帝位的坏传统，也自然地被教廷承袭下来。这个坏传统，自从恺撒大帝起，就一直绵延不断。每次新皇帝只有一种方法产生：就是老皇帝被谋杀，诸将军互相拼斗，得胜的强者继任帝位。

于是，教廷内部就充满了争夺教皇的黑暗手段。而那些用阴谋夺权成功的教皇，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就把解释圣经的权力，统一归到教皇的手中。任何人不得私自解释圣经。并且除了钦定的教士，任何人不准阅读圣经。

这个规定，一直到1996年，才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中被废除。

由于西方的基督徒相信《圣经》里有准确而神圣的预言。这些应验，是基督徒长期以来信仰的中心。好比耶稣出生在哪里，耶稣要怎样受难，他的内衣要被人抽签、他要被人钉十字架、他的胸口要流出水和血，等等。这些预言是怎么应验的，只有教皇拥有唯一解释的权利。所以，这一切都让世人无法反驳。

但是，正是基于如此，《圣经》里的内容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而历世历代争论最多的则是《圣经》中的第一卷。因为里面不但说到耶稣的受难，还预言了耶稣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发展。

例如，难以理解的书中第二章的金像。按照以往的解释，这代表罗马帝国后来要分裂。然而罗马帝国分裂，是发生在耶稣受难之后几百年之后的事情。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耶稣是生活在罗马分裂前的700多年的人物。他怎么可能知道罗马帝国要分裂？这是不是只是解经学者故弄玄虚？只是玩弄文字的结果？

当然，现在《圣经》，已经成为一本公开的书，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自己研究。然而，基督徒们对于众多批判《圣经》具有难以令人相信的预言的理论是无法接受的。何况书中还不只有第2章提到欧洲将要分裂成两大帝国。到了第8、9章，更细数从玛代波斯起，经过亚力山大大帝、希腊帝国、分裂成个区：波斯、中东、罗马、埃及。而且，在第8章中明确地预言了亚力山大大帝要英年早逝。和以色列作为坐标，指出了以色列国西北方的势力，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清楚地预言了罗马帝国的兴起。

解释《圣经》的学者又从第9章里，找出了准确预言耶稣钉十字架的日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事实，都是令批判《圣经》的学者无法解释的。

于是，就有了圣经考古学。当时的假设是：《圣经》的写作日期，必然在这些历史发生之后。批判者的假设，把《圣经》的写作日期，定在耶稣受难之后480年。因为令人难以相信的预言，至少要在那时写成，才知道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他们还指出《圣经》是由5种不同语言来书写的。于是假设《圣经》是在不同的年代，在历史发生之后，用预言的体裁，写成骗人的书。

这些早期的考古学者，用这个假设，四出搜寻。盼望找到《圣经》的古抄本，可以证明他们对《圣经》写作日期的假设是正确的。

经过200多年的考证，信仰基督教的圣经考古学者虽然几经努力，但是却处处碰壁、一无所获。

而反对信仰的圣经批判学者，却到处找到许多消极的证据。为什么称这些证据是消极的证据呢？原来他们找到的都是与《圣经》写作日期传统说法无关的证据。换句话说：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圣经》的预言确实写在历史发生之前。也并没有找到一件考古的证据，证明《圣经》的预言写在历史发生之后。

圣经学者当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然而他们提出的说法，对不信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推脱责任。他们说：“圣经抄写完成之后，旧抄本就给当做神圣的东西，埋到土里，给虫吃了。到哪儿去找古老的旧抄本呢？”

这个局面，一直到1979年，才有了改变。为什么要提1979年呢？

原来死海古卷被研究是在1956年。经过23年的研究、翻译到1979年，才完全翻译结束。于是从1980年起，持续了200多年来的争议，都因为死海古卷的翻译成功而被画上了句号。

死海古卷发现了《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每一卷。死海古卷写作时代的鉴定则为，成书时间是从公元前170年—公元前58年。没有一卷写在耶稣出生之后。更令基督徒高兴的是死海古卷记录了那些争议最多的预言内容。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争论《圣经》中那些预言是写在历史发生之后的了。(www.xing528.com)

这有什么意义呢？反对圣经的批判学者，花了近百年的时间建立的堡垒，现在全被死海古卷的破译给轰垮了。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证明《圣经》里记录预言的内容的写作时间是在真实的历史发生之后。现在唯一的防线，被死海古卷给一炮轰垮了。从此再也没有考古学者敢向《圣经》挑战了。华夏文明前的曙光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18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后来，梁思永结束了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随后日军又迅速的占领了热河等地区，在日军侵略的同时，他们还大肆搜刮挖掘占领地区的文物。为了完全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侵华日军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后来，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在红山附近大肆进行挖掘，他们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立即整理发表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的考古报告。

时间流转到了1955年12月，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直到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他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后来，张凤祥才看出他摸到的那个钩子是块玉器。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工作人员。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想到这里，贾鸿恩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这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当沈从文看了这件玉龙时，非常常的激动，过了好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并且不断的重复说：“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3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随着c形玉雕龙的出土发现，更多的玉蚕、玉鸮、玉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马蹄形玉器、玉蝉等宝贵的文物出土。红山文化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这些考古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下，仍然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