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例属于国际法的辅助渊源，它是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助资料，可以作为习惯规则存在的证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的司法判例主要是指国际司法机构和各种国际仲裁法庭的判例。[48]纵观各个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节制原则的踪影。这些判例也证明了司法节制原则是一项法律原则，可由包括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内的国际司法机构予以适用。
早在GATT之前，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就有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案件。在该法院1934年3月17日作出裁决的“灯塔案”（法国诉希腊）中，法院需要解决的其中两个问题是：（1）作为土耳其的继承者，希腊是否继承了1914年4月14日奥斯曼帝国（Ottoman Government）和一个法国公司签订的一个特许协议。（2）在这一事项上，是否存在一般国际法。根据1923年《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第9条的规定，该法院解答了第一个问题，认为希腊继承了这一特许协议。在解答完第一个问题之后，法院没有解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么做是没有意义且不经济的。[49]
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前，国际法院也有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案例。在该法院1974年12月20日作出裁决的“核试验案”中，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新西兰认为法国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院认为，该案涉及两个问题：（1）国际法院对该案是否有管辖权；（2）当事国之间是否存在争端。这一争端较为复杂，而且发生在冷战时期，这些因素诱发国际法院先决定较为简单的第二个问题——法国和新西兰之间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端。法院发现，因为法国声明其将停止在太平洋的大气层核试验，所以这一争端已经终止，这也使得法院不必对被告提出的第一个更敏感的问题（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50]
对于该案的两个法律问题，正常的分析顺序是先分析第一个问题，然后分析第二个问题。然而，国际法院没有这么做，而是颠倒分析顺序，先分析第二个问题，在对第二个问题作出裁决之后就足以解决争端了，就不再对较为复杂的第一个问题进行审理了。在此，国际法院把司法节制原则当作了规避敏感问题的法律工具。[51]而这种做法也影响了GATT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www.xing528.com)
除了国际法院，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前，其他区域司法机构也有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案例。例如，1983年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审理的“帕克里诉德国案”就涉及司法节制原则的适用。在该案中，被告涉嫌违反《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的两个条款——第6条第1款和第6条第3款第3项。经审理，欧洲人权法院发现，第6条第1款规定了公平审判的一般原则，第6条第3款第3项则代表了公平审判原则的具体适用。因此，法院认为，在该案中，第6条第1款是否被遵守并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这一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是否遵守第6条第3款第3项吸收了。在认定被告违反第6条第3款第3项之后，法院认为不必审查被告是否违反第6条第1款。[52]
由此可见，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甚至在GATT之前，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早有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案例，在争端解决中适用该原则并非GATT专家组或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独创。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证明了国际法中司法节制原则的存在，即便GATT或者世贸组织的涵盖协定没有对该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可以在争端解决中对该原则予以适用，但在世贸组织中，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要受到《谅解》相关条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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