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GATT专家组，还是世贸组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它们适用司法节制原则可能是出于节省司法资源这一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可能是出于规避棘手问题这一非经济方面的考虑。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申诉方的诉讼请求可能会比较复杂，既涉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涉及不宜由该机制解决的敏感问题或政治问题。这也是由被诉措施的复杂性决定的，尤其是在卫生与植物卫生和技术贸易壁垒领域，涉及公共健康和技术发展，这些被诉措施本身可能并非主要用于限制贸易。这就决定了当申诉方打包起诉这些争议措施时，一些不宜由专家组审理的问题也被一起送到专家组面前。专家组无法拒绝受理案件，上诉机构也不能选择哪些问题被上诉，目前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并未提供其他的法律机制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某些“司法不宜”问题进行规避。在此情况下，司法节制原则不失为规避这些敏感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合法且有效的工具。[52]例如，在“土耳其——纺织品案”中，专家组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某一自由贸易区协议是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但是专家组认为，世贸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对该问题拥有审查权。而对于自己是否有权审查这一问题，专家组通过适用司法节制原则进行了回避。[53]
至于在GATT时期，专家组适用司法节制原则可能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量。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并非以规则为导向，更多的是以权力为导向。[54]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的通过是采用“反向协商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方式，[55]这意味着除非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反对，否则专家组报告可以通过。因为至少胜诉方肯定不会反对专家组报告的通过，所以世贸组织的专家组报告几乎是自动通过。与之相比，GATT专家组报告的通过采取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56]这意味着所有GATT缔约方都不反对，专家组报告才得以通过。显然，从机制上说，GATT专家组报告的通过比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的通过要面临更多的障碍，因为败诉方很有可能会想方设法阻碍专家组报告的通过。因此，为了提高专家组报告的通过率，GATT时期的专家组倾向于适用司法节制原则来缩小裁决范围，从而避开争端方的一些“雷区”，进而为专家组报告的通过获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www.xing528.com)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为中立的裁决者，其裁决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有时候迫于政治压力，它们不宜对某些政治问题或者其他敏感的棘手问题进行裁决，但它们不宜表示是出于政治压力的考虑。这时，司法节制原则不失为一个规避这些棘手问题的合法工具。在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或敏感问题时，甚至有学者鼓励专家组适用司法节制原则，因为这些“司法不宜”问题日后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再出现。[57]若日后再出现同类问题，而且解决该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届时再解决同类的问题也为时未晚。若日后未出现同类问题，更加证明为了解决具体的争端，无须解决这一“司法不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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