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民心，无法治理国家

古人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大意是说，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在于守信、诚实，实践一句诺言，价值重于百两黄金。古代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者，他们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体会到，要使国富民强，百业俱兴，非要有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不可，而要达到这一点，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拥护，因此，凡是强盛国家的国君都很重视取信于民众。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拜卫国贵族卫鞅为秦国的左庶长，以实行变法革新。他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谁违抗他，就是违抗我。”卫鞅有了尚方宝剑并未急于出告示，而是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并下了一道命令：“谁能把此木头扛到北门，赏金十两。”不多时，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觉得扛这根木头太容易，根本用不着十两黄金，于是谁也不信。卫鞅听说没人动，就下令把十两黄金增加到五十两。这下，大家更觉不近情理，议论更多了。忽然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他说：“我扛得动，我来扛。”说罢，扛起木头走到北门。卫鞅传下话来：“你听朝廷的命令，是个奉公守法的好人。”当时就赏他黄金五十两。大家都看傻了眼，后悔错过了机会。第二天，很多人跑到南门观看，希望还有木头立在那里。可是木头没有了，贴在城门的是朝廷的告示，告示宣布的就是改革的新法。人们认为卫鞅说话算数，都积极实行新法，几年功夫，秦国就富强了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

《左传·桓公元年》记载这样一句话：“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意思是：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实，对神灵虔诚。国君经常想到如何使百姓得到好处，这就是忠；祝史主持祭祀，祈祷言词不虚妄，这就是信。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君都能时时想到对百姓忠实。他们自认为大权在握，便可以倒行逆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及瓜而代”的典故就说的是这样的事。春秋时，齐国曾会同宋、鲁、陈、蔡四国攻打卫国，以后齐襄公怕周庄王兴师问罪，便派连称和管至父率兵前往葵丘（今山东临淄县西）防守。连、管二将出发前请示说：“守卫边境的任务艰苦，我们不敢推辞，只希望您能早日派人来接替我们。”那时正是夏季，襄公正在吃西瓜，他随口答道：“及瓜而代”。意思是说，今年瓜熟的时候你们出发，到明年瓜熟之时我就派人去代替你们。第二年夏天，连称和管至父在葵丘吃西瓜时，想起了“及瓜而代”的话，便打发人到国都去探听消息。去的人回来说，襄公不在，已经到谷城（今山东东阿县）去一个月了。连称非常生气，要去杀襄公。管至父说，不如就以瓜为礼物，送给襄公，提醒他“瓜时”已到，请他实现他的诺言，连称同意了。不料，襄公见到礼物后反而大怒：“代不代替，调不调回，都得我说了算，怎么能自己来请求呢？等下次瓜熟再说。”连、管二将听到这个回音，极为不满，便领兵去把襄公杀了。(www.xing528.com)

无信、欺骗虽然一时得逞，但不是长远之计。齐襄公的下场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历史的教训应引以为戒。

历史上有作为的国君多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取得民众的信任之上，眼光长远，以德服众。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壮大实力，统一北方，颁布了“屯田令”，并严令士兵要保护庄稼，有人违纪要依军法判罪。一次，曹操带兵出征。进军途中，忽然从麦田里飞出一只斑鸠，曹操的战马受惊，嘶叫着闯入麦田，踏坏了一片麦苗。曹操赶紧下马，对管理法令文书的主簿说：“我的马踩坏了麦子，违犯了禁令，请按军法议罪。”主簿说：“将军是一军的主帅，怎能议罪？法令是对一般将士的。按照古书《春秋》定的规矩，对尊贵的人是不能施加刑罚的。将军的战马受惊，是出于意外，并不是存心违法，我看就不必了。”曹操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主簿不敢议罪，我就自己来执行吧。”说罢，脱下帽子，用剑把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掷在地上说：“姑且用割发来代替砍头吧。”古代割发也是一种刑罚。曹操割发代首的事马上在全军传开了，将士个个谨慎自律，无不遵守军令，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