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中旬,威尔逊总统怀着极大的热情,亲自来到欧洲。他代表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的进步和自由将能够重启1914年停止的前进步伐。多个和平条约被分门别类,并在巴黎地区的不同宫殿中签署。在签约过程中,协约国内部的讨价还价要远多于它们与战败国之间的争论,战败国只是被告知在正式文件上签字而已。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协约国与德国签署的条约最为重要,其他条约也随之签署。在威廉·奥尔彭爵士[90]的那幅著名油画中——和平的缔造者们看上去对他们自己的姿态都极为满意。他们在路易十四的镜厅中,个个都长着丝绸般光洁的胡须、目光尖锐炯炯逼人、坐姿高贵面孔严肃,呆板的样子都有点儿永生的感觉。在旁观看的一位印度土邦王公和一位日本男爵成了和平缔造者们国际主义和仁心善举的明证。据说克里孟梭本人曾评论过,他坐在了未来的拿破仑(其实是劳合·乔治)和未来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威尔逊)之间。
即使是在当时,这些人也没必要表现得这么自信。在全世界流感已夺去了1 000万染病者的生命;在俄国,直到1920年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之前,内战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协约国分裂中东的企图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英军接管了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各国及其石油。他们的“阿拉伯通”T·E·劳伦斯满腹狐疑地评论说,土耳其统治伊拉克,动用的是在当地征召的14 000名士兵,而且每年还要处死90人。尽管英军有10万士兵,还有坦克、飞机和毒气,却时时面临着与每个人的战争。土耳其苏丹在英法联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成为俘虏,他被迫签署《色佛尔条约》,这不仅大大减少了苏丹的统治区域,而且使土耳其经历了一次被强制性的再文明过程1。在被打败的列强中,唯有土耳其人在天才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实现了复兴,并在1922年重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1923年的洛桑,协约国列强随即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反常的是,土耳其是战后形成的、并自此一直繁盛的唯一创造物。其他的新兴政权都遭到失败,在有些情况下失败来得还非常迅速。奥彭画作中那些被精美修饰的政治家们多数都被他们自己的选民所拒绝,他们开创的东西都出了问题。在1919年,欧洲的几个帝国大幅度扩大它们的统治疆域,可是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这些帝国却不断解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都不复存在了。
表明 《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清单越来越长。它建立了裁定国际问题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开始阶段,国联非常出色地组织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各国间所发生的人口迁移。但随后在面临重大问题时,这个组织就陷入了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中。比如,当“二战”爆发时,国联的反应却是各国应该讨论一下交叉路口的标准化问题。国联把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的努力也遭到了重挫。到1920年,战后的繁荣已有所衰退。到1929年,世界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并随之给全世界带来了政治灾难。1918年到1919年间建立的未来议会制民族国家联盟,基本上不再具有议会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罗斯还有点儿人情味;而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国家露出了一张畸形的脸庞。
在当时,最糟糕的问题都与德国有关。1919年2月,新的共和派政客们在魏玛召开会议,并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它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想象力的一部民主宪法(它的制定者坚定地要证明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诚信可靠,以至于规定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和比例投票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割让给波兰的部分,招致该国民众非常广泛的不满。但真正的问题是资金。德国人因发动战争而遭到正式谴责,并被要求为他们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但法国的真正想法是利用这种手段来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前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则期望能够利用德国的赔款还清它们的战争债务。1921年,协约国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亿金马克,这意味着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德国每年要把从出口中获得资金的1/4移交给协约国各国。这样数量的资金本可以设法从一个被占领国家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在法国和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德国所做的那样。但当时的协约国集团审慎地避免占领德国,他们担心占领可能会造成德国人的动乱。因此,他们期望主张民主的政客们能够与他们合作共事。但是协约国集团的要求过多,胃口太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投资进入德国,还可以被用作支付每年的赔偿费用。后来,世界经济出了问题,美国的资金也停止流转。所有德国人或多或少都把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赔款,更为普遍的是归罪于《凡尔赛和约》,这是希特勒手中最强有力的王牌。事实上,议会中不再有一个多数派准备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魏玛民主”在1930年时就已经失败。当时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因“建设性弃权”而与众不同,意思是它既不投票赞成也不投票反对。德国国会就这样维持着内部分裂的状态。在1932年,德国的选举日要比国会开会时间还要多。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按法令进行统治。在1933年,德国多数选民要么支持共产党要么支持纳粹党,结果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他呼吁拥有充分的权力,换言之就是独裁,这需要得到德国国会2/3代表的授权。希特勒得到了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是魏玛共和国[91]的指路明灯,希特勒获得独裁授权,这是放弃战后解决方案的最后注解。到此时,他们(换了一个党名)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减少到了5个。当要对希特勒的提案进行投票时,这几个人之间又发生了分裂。有两位代表投票支持希特勒,两位反对,一位弃权并抗议其他人在分裂该政党。到这个时候,赔偿已被废止,但已经造成了损害,希特勒已经启动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计划。
在所有的危险中,真正的灾难是德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被打败。德国人坚定地认同一个传说,即他们遭到了“背叛”——犹太人、左派分子和头脑愚笨的学究们妨碍了德国赢得战争,阻止了德国建立一个会比天真的美国人能够梦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合理的欧洲。鲁登道夫是这个怪诞传说的主要设计者。当时有一位英国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用英语问他是否感到德国遭到了背叛,经过翻译人员的解释,他回答说,“是的,德国遭到了背叛”。(www.xing528.com)
在“一战”的最后岁月里,人们在讨论停战条款之时,劳合·乔治已经意识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灾难。他曾发表了一个引发争议的评论:“即使现在实现了和平,20年后的德国人也会像当年迦太基[92]人谈论第一次布匿战争一样。他们会说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进行更充分的组织和准备,他们就能够在下一次战争中赢得胜利。”2这多少有点儿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论断——德国应该会赢得胜利,只要它不受背叛、不受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的胡说八道和左派叛徒姑息养奸政策的祸害,它就能够获胜。1918年11月10日,希特勒正在养病——因为战场上的毒气曾导致他失明。当他听到有人说爆发革命了,他的反应是:“从我站在我母亲坟前的那一天起,我不曾再流泪悲叹……一切都已是徒劳……难道所发生的一切竟能使一群卑劣的罪犯攫取我的祖国?我越想清晰地理解此时发生的可怕事件,我越是羞愤交集,怒火中烧,与这场可悲的灾难相比,我双目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和犹太人谈任何条件,只能有一个现实和毫不妥协的选择——或此或彼”。通往比“一战”还要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已经铺就成功。
1 条约中有一条(从未被批准)规定,禁止出售不干净的明信片。
2 引自《劳合·乔治:战争领袖》(Lloyd George: War Leader),从两个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最具同情心的论著。但非常不幸的是,作者没能在生前完成关于劳合·乔治人生历程的写作,没能对“一战”获胜后劳合·乔治的计划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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