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政治表达的利剑

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礼节性的交谈中我们会避免政治辩论，我们只在那种能够承受激烈争斗的人际关系中来进行政治辩论，或者与那些我们想疏远的人进行政治辩论。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是慢慢学会这样做的，但有时候你还会忘记这样做。毫无疑问，你还忘了一个热烈的政治“辩论”，请想一想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两种极端表达。第一，“他们真相信它吗？”——他人信念的背后隐藏着坏想法，常使我们困惑又沮丧；第二，“他们怎么连这样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们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

我们也会想：经过了我那样中肯的详细阐述之后，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观点中的逻辑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摆清事实，我们一定会采纳他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满怀感激地那样做！终于，我们会为对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们不说他们是愚蠢透顶的话）而惊讶不止，因为他们对我们英明而又正确的观点一直无动于衷。当然啦，他们对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政治辩论总是没有什么成效呢？虽然，几乎没人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但我们认为，时间对政治议题和政治争辩的效应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理解这个效应，就能让我们洞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机会。

时间观冲突是政治运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报告：如何看待现在和如何期待未来这两个因素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为了说明他们的前景理论，他们要求被试想象在抛硬币赌博中输掉了100美元赌注。你选择正面，结果它是反面。那个赢了赌注的朋友提议再赌一次，赌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错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对了，就抵消刚才输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钱了。如果你愿意赌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概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赌博的期待效益就减少了100美元，而这正是你刚才第一次赌输后欠你朋友的钱数。因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赌博的期待后果都是同样的（减少100美元），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但现实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赌博。和承受真实损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愿意去冒险损失2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赌输了第一次，你损失了100美元。未来的情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出现的概率都一样。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人们宁愿去冒险也不愿承受确切的损失。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话来说，在损失的情况下，人是寻求风险者。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赌博你赢了100美元。你那输钱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赌博，有50%的概率你会赢200美元，50%的概率你什么也赢不到。期待的可能后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为新赌局的期待效益等同于你之前赢得的价值，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新赌局。理论上，你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的可能性没有不同。现实中，你又表现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绝第二次赌博。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你从第一次赌博中获益了，赢了100美元。将来的情况包含两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都是一样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规避风险者。这意味着，在有了确切的收益之后，人就会避开风险。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比如，他们知道他们刚刚赢了或输了100美元。“赢家”和“输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正面或反面”两种可能后果的精确概率。他们也知道这两种后果的结局。如果他们拒绝再赌，他们的状态就不会改变。如果他们愿意再赌，他们的结局将会比开始第二次赌博前或是再多100美元，或是更穷。

在生活中，决策是很少能如此清楚的。某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赢家就想去冒险，而第二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输家就不想再冒险，即使我们的客观情况可能没有变化。我们现在的状态依赖于我们如何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透过时间观这个镜片，我们框定了自己的现在。通过时间观，我们框定了自己。结果，我们有可能把某一天框定为赢了的一天或输了的一天而作出某个决策。(www.xing528.com)

在这两位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中的未来与现实生活中的未来还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很少会面临一个接受或拒绝某个提议的简单选择。我们的决策很少会产生只有两种可能后果的情况。我们也很少会知道产生那些后果的精确概率。在生活中，即使是很简单的决策也会产生多于两种的可能后果。我们被迫构建自己的未来。我们可能会模糊地意识到那些概率，但我们几乎不会知道。在生活中我们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框定现在和我们对未来形成的期待的方式。

有经验的选民都知道，投票简直就像赌硬币一样。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不同的是，参与者对现在和未来有很健全的知识。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选举决策，它被情绪、宣传虚假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包围着。政治家、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会同情选民的困境。为了拼命操纵选民，他们会把原已复杂的任务弄得更为复杂。

当我们参与政治活动时，第一步就是框定现在：现在有收益还是有损失。当政治家把现在框定成有收益时，他们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框定成有收益的现在就增加了投票表决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有利于那些被大家认为是他们带来了这些收益的人。这个招数最适用于那些过去导向的选民。反过来说，当把现在框定成有损失时，政治家就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糟糕很多。框定成有损失的现在就增加了投票表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有利于与此损失没有关系的政党。这个招数最适用于现在导向和未来导向的选民。

第二步是操纵未来的可能性和确定性。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威胁促使风险规避，不确定性增加了投票表决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大的确定性减少了风险威胁促使风险寻求，确定性增加了投票表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执政党和当权者寻求把现在框定成有收益的并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他们的对手一旦掌权也会如法炮制。他们要人们把投票支持当权者看做是确保收益，而把投票支持竞争对手看做是一个风险举动，有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各种恐吓招数的使用，增加了潜在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在野党和竞争对手则寻求把现在框定成有损失的，并指出在他们掌舵之后光明未来的确定性。他们要人们把投票支持当权者看做是认可了损失，而把投票支持竞争对手看做是低风险举动，值得一做。

克林顿以他的宣传口号“不要停止思考关于明天的事情”，赢得了1992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乔治·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迎合了选民对连贯性的需求，即维持其党现状继续进行这场“全球反恐战争”。各种演讲都回响着一个主题就是“中途换马的愚蠢性”。他的竞争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被说成在各种议题上都“翻来覆去”，是个前后不一致的人。在这场竞选表演中，克里从未设法框定出在他掌权后比其对手更加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思考一下，肯尼迪总统当年对美国全国公民所做的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一下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它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就是因为有“不要问你的政府能为你做什么，问一下你自己能为政府做什么”这种民间意识的基础。它把选举的关注点从现在转向了未来。它使人们不再抱怨不公平、不公正和福利制度的缺陷，转而设想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个人行动，从而为自己的国家创造出更好的未来。它鼓动了许多年轻人加入到“和平队”组织中，正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所发挥的强大影响力那样，它用未来的景象激励着年轻人和老一代人，那就是他们能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充满博爱、热情和人类尊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