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一向富有挑战性,往往不受欢迎,但是变化的确无处不在。2500年前,当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变”时,他或许应该加上一句“无论我们多么不期望改变”。当代思想家承认变化,而变化的速度问题尤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例如,40多年前,组织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菲利浦·斯莱特(Philip Slater)认为,世界正在迅速变化,以至于一切事物——职业、家庭、角色和责任将很快成为临时性的。最近,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ck)在他的力作《加速》(Faster)中证明了关于一切事物的加速。幸运的是,如果一切都以同样的速度加快,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将仍然保持不变。格莱克的观点同本尼斯、斯莱特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不谋而合。他们认为生活节奏加快,过短的时间内承载了太多的变化,将最终使我们无所适从。的确,紧张和压力是现代生活的健康祸患,比如癌症、心脏病和高血压。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变化速度将会导致一种他称之为“未来冲击”的情况出现。简明扼要地说,未来冲击就是由于太短时间内产生太多变化而导致的结果。人们所经历的这些未来冲击,比如紧张、焦虑和困惑,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变化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意识的觉醒,就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应对变化。例如,古埃及帝国通过回避来应对变化。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写道:
“埃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3000年来他们从未忘记。他们恐惧、憎恨变化,他们也尽可能地避免任何改变。”
与我们今天所承受的疾风骤雨般的巨变相比,在3000年前困扰埃及人的变化简直不值一提,然而我们将要被未来所击败的警告也并非最新发现。我们常常对未来忧心忡忡,倒是对过去显得更加宽容。但无论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担忧,还是对于过去的怀旧,似乎都不是很合理。
“将萧条凋敝的时代与仅存在于想象中的黄金时代相比的人可能会讨论退化和衰败,但是没有一个洞悉过去的人会对现在抱着悲观的态度。”
尽管这些话可能会由你的同龄人写出来,但事实上他们是150年前由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勋爵写下的。(www.xing528.com)
古埃及人试图阻止时间的前进,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青年却反抗20世纪50年代的常规时间观念。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的口号“打开,收听,退出”借鉴于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传统文化中关注现在的时间观。
“如同过去的每一种伟大的宗教,我们从中寻找神性并在对生活的赞颂和对上帝的崇拜中说出这种发现。我们用当前的隐喻来定义这些古老的目标——兴奋、转入和退出。”
这种自由精神体现了利里对于“活在当下”的态度,并很快被吸收到主流文化的未来导向当中。这与工业革命以来商界领袖所推崇的态度是一致的。
假定我们生活的步伐会继续加速,而我们人类被古老的生理机能羁绊,我们当如何应对呢?未来冲击的影响和持续高速化文明,是否注定了我们的灭亡?幸运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祖先们馈赠给我们的遗产中有一样非凡的宝物:人类的大脑。它是一件艺术品级别的高密智能系统。当15万年前人类大脑进化出来的时候,没人能想到要为退休做打算,也没人会想到借助媒介,比如互联网或当今社会的传输和通信速度所导致的信息扩散。幸运的是,我们的大脑可以触及未来,去预知当前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可以追溯过去,从先前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如何预知和学习方面有着自觉的控制力。我们不仅可以避免来自未来的冲击,我们还有能力作出心理上的改变以约束时间对我们生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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