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时间观念：工厂购买劳动时间的经济利益

在阿卜杜勒之后，时间继续改变。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在公元前46年代替了旧罗马日历，它不需要在年底增加天甚至月。1582年，罗马教皇格利高里（Gregory）的日历又取代了《儒略历》。1854年以后，计时更加精确，钟表的做工更加小巧精细。火车的列车长和富有的人们开始佩戴怀表，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种怀表也迅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1884年，英国开始采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样就避免了原来不同地方采用不同时间标准的混乱局面。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标准时间使火车时刻表被安排得更加精确和安全。此前，火车时刻表是按照火车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城市时间来定的。

爱德华是阿卜杜勒的后代，他生活在《宇宙日历》中的晚上11点59分59秒，大约是150年前的英格兰。他与阿卜杜勒一样，是个鞋匠，但是他开在一个英格兰小村子的鞋店关张了，因为他无法和新开张的工厂低廉的成本竞争。好的时候，爱德华一天可以手工作出5双鞋，但是工厂里相对不熟练的工人1小时就可以作出5双鞋。他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搬到伯明翰，在一家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爱德华工作场所的改变也要求他转变自己的时间观念，可以说时间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工厂的汽笛声，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声，这些都规定着爱德华的生活。汽笛声告诉他何时起床，何时工作，何时可以回家。如果听不到工厂的汽笛声，那么教堂的钟声和他的新怀表可以让他时刻保持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到19世纪的时候，世界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人们不再只是简单地担心生命安全，时间也不仅只是自然世界节奏的衡量标准。时间变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见图1—1）。商店要按时开业，人们要按时做礼拜，火车时刻表需要标准时间，戏剧表演要按时开演。如果有人给爱德华或者他同时代的人一粒向日葵种子，有人会种下它；有人种下后还会精心呵护它，观察它的生长；而有人还会继续待它生长到开花结子时卖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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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有了表以后的演化

这个人对他过去所有的表都不满意，直到有一天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于是他无法控制而不停地看表，这种持续的关注使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本图出自1887—1895年间出版的广告年鉴《沃特伯里》登载的一张插图。

从事件时间到时钟时间的转变代表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关系的转变。比如，当阿卜杜勒需要为女儿攒嫁妆时，他只会简单地多做鞋、卖鞋。爱德华也有个女儿，但是，鞋做得再多、卖得再多，和他挣多少钱没有关系。为了多赚些钱，他只有投入更多时间来工作，也就是说超时工作。阿卜杜勒卖的是他的鞋，但是爱德华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不管爱德华一天能做50双还是100双鞋，他的工资都是一样的。通常，爱德华出卖自己时间的价码是固定的，不管他对时间的利用是否高效。有时候，工厂的订单减少，爱德华会被安排做好规定数量的鞋。在这种情况下，他半天时间就干完了所有工作，也只能拿半天的工钱。所以，爱德华的经济利益在于，在他所愿意卖给工厂的工作时间内，刚好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效率并不是爱德华优先考虑的事，有较多可以出卖的劳动时间才是他考虑的。对爱德华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工厂尽可能地从购买的雇工的劳动时间中获取更大的价值。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认为，做每件事都有其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包括最基本的工作，比如铲煤、做鞋、冲压零件。正确的方法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任务；而凡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方式就是错误的方法。泰勒进行了时间与工作研究，即对工人完成工作进行计时，然后他找出能让工人最快完成工作的方法，并在工厂推广。对于泰勒来说，时间真的就是金钱，他的工作就是保证公司从雇员那购买的时间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时间变成了一种日用品，可以节省、花费、浪费、争取，甚至失去。令人钦佩的是他还认为应当给采用了高效方法的员工支付报酬。一点也不惊讶，很多雇员把他的这种努力看做是想让他们拿同样的钱而更努力工作的一种管理策略。如今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仍在劳动和管理谈判中占据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