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主义观点下，对剩余资本和更高利益的追求是空间演替的深层动力。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行动主体均具有这种结构共性——“逐利性”。通过北京三个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从工业空间演替的开始，如“中国乐谷”的筹划就是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博弈；到工业空间演替的过程，如首钢搬迁过程中，领导（往往作为政府的代表）与工人及家属之间的博弈；再到工业空间演替的结束，如普天德胜科技园区内现有管委会（政府派出机构）、新老企业之间的博弈。整个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都充满了不同主体的博弈，选择的依据就是各个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演替的结构动力所在。本质上是对空间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即梅西历史层累理论中，从一个历史层到另一个历史层的选择问题。
根据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框架，以权力为核心的时空关系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脉络（Gregory，1985）。他认为结构由规则和资源构成，包括知识、技能、实践竞争力，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广义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为特定空间内承载不同社会文化的主体，换句话说就是不同主体具有对不同资源的掌握能力，即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力属性特征。显然，区域发展（工业空间演替可以看成是其中一个方面）过程中的行动主体不仅仅只有一个，并且不同行动主体的选择路径是不同的，不同行动主体通过互相博弈，最后才能得到区域的发展路径。那么，谁能获得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就代表着谁将获得这个区域发展的选择权。
本书首先将各个主体具有的权力分解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其中，政治属性表示规则的制定和运用诸如政治、法律、信息等手段来维护自身阶层利益的能力；经济属性表示经济实力的大小和经济利益逐利性强弱；社会文化属性表示维护自身阶层社会文化效益的权力。并对目前空间演替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居民，根据各个实体的三大权力进行排序，得到表7－1。
表7－1 空间演替过程主体属性排序表
对北京三个案例作进一步分析，得到表7－2。可见，尽管参与整个工业空间演替过程的主体非常多元，但是获得区域路径选择权的行动主体都是政府或大企业，即具有更强的制定和运用诸如经济、文化、政治、法律、信息等手段来维护主体自身利益的能力的行动主体。这里即使都是企业，大企业也会因为获得资源的能力更强而获得路径选择权，同理即使在同一企业内，管理领导层在资源获取上显然要优于工人阶层，而决定了区域的演替路径。相对弱势的行动能力，只能依附于这些获得路径选择权的行动主体，虽然有一定的应激性反映，但是对路径选择的影响力往往不够，有的甚至如调查中的首钢工人，对首钢二通厂区要变成“中国动漫城”的事情都闻所未闻，因为“那都是领导的事，我们自己过好自己的就好”。(www.xing528.com)
表7－2 北京空间演替参与主体分析
如果进一步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其与时间地理学结合考虑，其中时间和空间也成为日常生活中必须利用的资源，即我们可以描绘出的时空路径，在某个时间节点，在某空间进行某种行为，构成一段时空的路径，人们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与其他人接触，进而最终形成了时空活动束。拥有更强综合权力的行动主体通过不断优先选择最优路径，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路径的选择权，进而可以在最优时间内做出效益最大化的时空活动束选择，这种基于强大综合权力而不断获得的优先路径选择权的能力，可以称为“时空权力”。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演替互动的动力机制，实际上是在逐利的结构框架下，具有更强综合权力的行动主体在空间演替过程中行使其时空权力，并进一步塑造巩固这种权力，进而控制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图7－1是这种动力机制的示例。
图7－1 工业空间演替的动力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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