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方性的思考：演替留存方案

本书探讨工业空间演替后的留存，核心在于思考该留存是否能够构成演替后该地的地方性。这里通过“三个本性”^[1]来总结探讨三个案例区的留存是否可以构成地方性。所谓“三个本性”：第一本性，即所谓的“真山真水”，是强调地方所处的自然环境；第二本性，为一般意义上的实体空间，是人为作用的结果，典型的如建筑、道路、具体物质文化产品等；第三本性，则是由地方文本、历史事件和个人经验等作用形成的。只有这些地方留存真正具备了三个本性，才有可能形成地方性。

从本书的三个案例来看，就东高村镇而言，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第一和第二本性，相对特殊的自然气候氛围孕育出有美妙音色的小提琴，使得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就能够从事该产业，且不是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轻易复制这种模式，从而构成了地方发展的第一本性；而地处北京，靠近天津港，位于三个区域高速路口交汇处的特殊区位优势，也为其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构筑了第二本性；在演替过程中，提琴制作工艺原本属于第二本性，在传承过程中开始是由企业、工人和村民为主导，但其具有可迁移性，一旦企业或者村民搬迁，则该本性消失，地方性也无从谈起；而目前包括政府、学校等主体开始关注到这点，通过正规的组织机构将这种传承系统稳定在东高村镇的空间内，同时，随着原有技艺工人在传承过程中经验的不断累积，已经逐步形成了除提琴工艺的机械技术之外，基于个人经验的隐性知识，可以说第三本性正逐步累积形成。但是“中国乐谷”计划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导致这种第三本性的积累过程受到冲击，原因在于更多的音乐文化形式进入，既有的提琴工艺学习累积过程容易被冲断，故一定要保持住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创新系统，由其构成地方的第三本性，进而形成东高村镇的地方性。

在普天德胜科技园的案例中，由于园区位于市区中心已经完全城市化，不存在对于第一本性的探讨，而第二本性也已经产生巨大的改变，原有的邮电508厂已经基本被住宅区和现有的办公楼所演替；如果要建构该地方的地方性，唯有依靠其第三本性，政策文本中呈现的制度以及政府、企业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但是这种制度关系空间，在本案例中，除了对于通信类企业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原因是该类企业可以从中获益），对于新进入的企业，尽管制度保障这些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租金和税收的减免，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创新，但是，这种制度演替的历史以及基于企业的网络都不必然附着在空间上，且在北京甚至仅在西城区范围内，都不具有特殊性，因此在整个演替过程中，这种制度网络层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由于508厂与首钢不同，并没有在北京工业发展史上画上特别浓重的一笔，一旦原来的老工人逝世后，连对508厂的记忆都很难找寻，仅有的一些线索只能通过少量文本呈现。换句话说，普天德胜科技园区在演替过程中，还未呈现出真正的地方性。(www.xing528.com)

在首钢案例中，其第一本性没有发生变化。第二本性中实体空间原有的厂房正逐渐转化为工业遗产，其中有部分具有极高综合价值的工业遗产被强制保留下来，进而构成地方承载人群记忆的依附点。而在第三本性的探讨中，案例着重探讨了首钢工人和工人家属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对区域的认同。与普天德胜科技园的案例相同，这种基于个人经验的第三本性，一旦这部分人群逝去后，这种共同记忆该如何传承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将这种基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首钢精神”上升为地方的第三本性，进而使得进入该地方的新人群也会积极地去认同，而不是仅仅通过对厂区第二本性——首钢工业遗产的保存和改造，获得工具性的联系和认同。这在目前的讨论中没有，因此也无法推断首钢厂区已经形成了地方性。

综上所述，在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三个本性的第一本性基本没有改变，但是第二本性中以厂房、标志物等为代表的实体空间相对最容易留存，却也最容易遭到破坏。第三本性中，意识形态层文化比制度关系层文化在空间上的留存难度要高许多，但是一旦留存就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同时，判断工业演替过程中地方特征的留存是否构成地方性，最为关键的标准是留存特征的在地性和特殊性。在地性表示与地方绑定是拿不走的，特殊性则代表其无法复制。在判断演替去留后是否形成地方性问题上，地方第三本性，尤其是历史事件的在地性和特殊性是判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