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空间演替后的社会文化遗产

本书从宏观尺度探讨了北京工业空间的演替，并以此作为背景探讨在三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区发生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情况。从宏观尺度来看，本书从产业结构升级、工业企业外迁、劳动力结构调整、工业土地利用变化四个维度，探讨了北京市工业空间的演替情况，得到的结论是：第一，近30年，北京市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加；第二，北京市工业企业不断外迁，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成为现阶段工业企业集聚地；第三，北京市劳动力结构随之调整，城市发展新区成为劳动力主要增长的区域；第四，北京市工业土地利用发生演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主要替代，北京开发区进行清理，园区用地不断整合，工业企业大量外迁，工业用地腾退，高新技术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工业园区的升级方向。按照马克思结构主义的观点，这种工业空间演替背后的表层结构动力是由于经济、政策、城市扩张和环境要素的影响，但深层动力是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决定了工业空间演替的过程。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本书选择了北京平谷东高村镇、西城普天德胜科技园区和石景山首钢作为三个典型研究案例，分别探讨这些区域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情况。得到结果：

第一，以生产技艺为代表的生计层文化、以制度和社会网络为代表的制度关系层文化以及以区域精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层文化在空间上都有可能留存。从社会文化空间上看，生计层的留存除了表现为一定的物质景观痕迹或者地标性建筑的留存外，还表现为如生产技艺在某个特定空间（如东高村镇）内的相对封闭的传承系统；制度关系层则表现为工业空间演替前的制度和社会网络在空间内的企业内传承（如普天德胜科技园）；意识形态层在很多时候则表现为空间内工人群体或家属群体对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区域精神文化的认同（如首钢）。除了一些工业遗产外，这些社会文化大多以当地企业、居民和村民作为载体呈现，一旦这些留存文化的承载主体迁移或消逝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可能就剩下物质形态的工业景观，而新晋的企业或人群缺少对这些景观的共同记忆，无法真正解读景观背后的符号意义，对地方的认同也很可能因此消失，进而导致工业空间演替后的地方性消弭。

第二，从演替和留存的驱动力上看，结构动力是促成工业空间演替的核心驱动力（即变的动力），而结构化动力则是空间演替过程中文化留存的核心驱动力（不变的动力）。对资本的逐利性依然是演替的结构动力所在。而不同主体在这样的结构框架下的结构化动力，则受限于各个主体不同的权力。在案例中，政府、大企业以及领导阶层成为结构动力的代表，更容易追求空间的经济利益生产，而包括中小企业、区域居民以及工人阶层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受限于整个结构，一般没有权力跳脱这样的结构，去追求结构之外的空间其他利益，如社会文化利益。尤其在国内现有的体制下，政府靠财政税收获利，然后在税收基础上，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接下来才会对文化留存进行考量，并且也主要是从文化空间的再生产角度出发。同时，工业用地作为土地中获利最高的用地之一，政府在决定空间演替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从结构性的趋同性方面考虑，这与居住用地的演替具有明显的不同。民众和企业同样具有逐利性，这点诉求与政府是一致的。但是在结构化动力方面，不同民众、企业非逐利性诉求，由于意见的分散容易被掩盖，民众有决定空间演替的诉求，但是能力显然不足。而政府原本应该是以民众、企业的代理组织形式出现的，却在很多时候越俎代庖，用自身意志代替了其他群体的意志，最终导致过度的结构动力取代了不同群体相对弱势的结构化动力。(www.xing528.com)

第三，从演替的效果评价来看，本书是从效益的可持续性以及留存景观是否构成地方性两个角度展开进行探讨。首先就东高村镇而言，由于政府、学校、企业、工人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介入，正逐步形成具有根植性的地方性知识传承系统，进而很可能固化成为地方文化资本，这种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当地提琴产品高端化，并支撑本地向“中国乐谷”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其次，在原有工业空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为普天德胜科技园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尤其是对通信类企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租金和税收的成本减免等因素相比，并没有成为吸引新企业入驻科技园区的主要因素。以工业设计产业为主的DRC园区内部新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能够促进位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创新，但是上述这种制度和社会网络的继承是通过产业类型延续，而非基于园区，这种继承下来的制度和网络在北京甚至西城区尺度范围内都具有类同性，没有使企业对园区产生黏性。最后，留存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各种类型首钢工人企业文化的认同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资本与首钢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首钢在从“北京的首钢”迈向“世界的首钢”的发展过程中，会在原工业区通过留存的工业遗址景观以及老员工及其家属，留下一些意识形态文化符号，但是当这代人过世或搬迁后，留在工业区的很可能就只剩下物质景观标志了。

那么在探讨北京案例的基础上，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这种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规律？这一问题将在这一章节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