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居民社会资本演替分析大揭秘

1）首钢居民样本情况描述

“将年龄、性别、是否首钢工人、首钢工作时间、工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在SPSS中进行描述性检验，得到表6－19。

表6－19 首钢工人家属群体样本情况表

从年龄来看，居民区内大多数受访者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受访者仅占到12.66%；而51～60岁之间的受访者最多，占到37.97%，还有24.05%的受访者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都已经退休一段时间。

从性别来看，与受访的工人群体相比，受访的家属群体中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群体大概5个百分点。

从之前从事的工作来看，78.2%的受访者都曾经在首钢工作过，而21.8%的受访者只是居住在首钢社区，但在首钢以外的单位工作。

从在首钢工作的时间来看，漏点率较高是因为很多受访者认为自己已经忘了在首钢工作多长时间。由于受访者年龄都较大，因此在首钢工作20年以上的受访者占到65.57%。

从工人类型来看，76.19%的受访者是退休工人，仅有15.87%是续聘工人，7.94%是买断返聘工人。

2）首钢居民社会资本分析

（1）适应功能

社会系统中适应功能的满足是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使各种资源转化为满足各种需求的产品。适应功能代表社会中与物质世界最接近的力量，是一种强制的力量，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都必须面对并适应它。工人群体依靠其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工厂，获取工资、福利等，以此作为维持生活的基本物质保证。因此，我们通过“在工厂上班的家庭成员数、从工厂获得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工厂获得的福利”三个自填式问题调查工厂搬迁前后工人群体对环境的适应特征的变化。

这些离开首钢的工人，一般都被买断工龄，要求提前退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首钢搬迁前，只有1.5%的受访者家里没有人在首钢工作；而在搬迁后，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25.9%。首钢搬迁前，有58.2%的家庭至少有2人以上（包括2人）在首钢工作；而在工厂搬迁后，仅有27.8%的家庭有2人以上（包括2人）在首钢工作，大多数家庭只维持首钢单职工的情况。

由于目前居住在首钢社区的受访者大多已退休、下岗，退休工人的退休金由社保负责，他们已不像以前主要依靠工资作为日常生活的经济来源。被调查者从首钢获得的经济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普遍由56.81%下降至44.19%。

在与工厂相关的社会福利获得方面，受访的首钢工人家属普遍反映在首钢基本没有什么福利。在首钢搬迁前，“逢年过节都发东西”，有油、米、面等；而首钢搬迁后，这些福利基本没有了，受访者一般都在首钢搬迁后的福利一栏中填“无”。此外，搬迁前由于首钢厂区紧邻生活区，厂区内的各种公共设施也都是工人们可以享用的福利，比如澡堂、体育馆、礼堂、餐厅等；随着工厂的搬迁，这些融入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便利自然也都消失了。首钢老山社区保卫员大妈提到：

“现在什么福利都没有了，以前好歹还能吃一顿带一顿，顿顿都很便宜，馒头可以买回来，等于把晚饭都给解决了，我们这些（家属）洗澡也不要钱，副食品逢年过节都发。现在基本没有了，尤其是搬迁以后更没有了，甚至职工有病报销找不到单位……退休职工的钱不给增加，给在职的职工倒是多发了点钱，但也抵消不了物价上涨啊。”

“（过去）春节系统组织大家拜年，现在没了；以前还去北戴河的……工会工作削弱了，原来工会的活动都消失了。”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都特别提到福利分房的问题：

“以前首钢有福利房，现在房子卖给个人，职工要自给自足。”

“以前上（去）首钢就是为了福利分房，现在没人想上了，不分房，而且买不起，房价20 000多了……”

总之，首钢整体搬迁后，留在原大院的居民与工厂的联系减少了，特别是从首钢退休的工人及家属，不再从工厂获得劳动报酬、社会福利等，转而依靠社会保障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收入作为维持生活的经济基础。工人群体对于工厂搬迁前后福利待遇的改变大多呈现负面的态度和评价。低水平的退休工资、锐减的物质性福利、消失的生活便利，对原本依赖工厂的工人群体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工人们不得不面对这种适应性的改变。工人群体对环境适应特征的减弱必然会对工人群体与工厂之间的其他功能性联系造成影响。

（2）目标达成功能

目标达成的体现主要是社会系统所具有的有助于确立其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激发和调动该系统中的能力与能量的功能。目标的决策与达到是由政治组织和利益群体发挥其影响，动员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期望实现的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目标。在中国特有的发展历程中，长期以来工厂作为“单位制”下存在的社会系统，工厂的稳定与发展是工人群体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工厂的管理和组织部门则发挥着权威与领导的作用。随着首钢搬迁，受访居民大多不在首钢工作了，他们对于共同目标的强化与追求也必将发生改变。我们用“信任工厂领导组织、愿意发动同事解决问题、关注工厂的未来发展”三个主观感受性问题，以及“矛盾冲突的解决途径”来衡量这一方面的变化。对三个五点量表问题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为0.783，大于0.7，符合问卷信度要求。

表6－20显示了工人群体在目标达成方面的社会文化特征变化。首钢搬迁前，被调查者对“信任首钢领导组织和管理部门”和“关注工厂未来发展并希望越来越好”均处于“一般”的认可水平，并对“发动同事解决工厂内出现的问题”呈现出“同意”的认可水平。首钢搬迁后，工人群体对工厂的领导和管理部门的信任程度下降到“一般”水平，发动同事解决工厂内出现的问题的意愿也显著降低。但对于“关注工厂未来发展并希望越来越好”，显著性差异不大，由于首钢整体搬迁，并仍在继续生产，因此，并不像近况不好的变压器厂那样产生明显降低的认同度。

表6－20 首钢目标达成维度的社会文化特征变化表

注：差异显著性水平小于0.05代表均值间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www.xing528.com)

在调查中，很多在首钢搬迁后退休、买断离岗的工人表示自己和工厂已经没什么关系，因此也不用考虑工厂目前的生产状况、发展是否出现问题等。工人们所提及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工厂曾是工人群体获得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福利等资源的唯一渠道，工人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分配主要通过工厂实现。现在这种关系随着工厂整体搬迁、制度改革逐渐淡化，工人群体对首钢的强烈依附性也随之消弭。工厂的发展与这些老职工的切身利益没有太多关联，搬迁后工厂的市场化改革、转制等措施遭受部分老职工的批评与不满，甚至被视为出卖工人集体利益的行为，由此更加剧了工人群体对工厂领导组织的不信任。

对于社区内矛盾冲突的解决途径的调查，主要是为了考察工厂的行政机构是否在工人生活中仍然发挥作用。在工厂社区里，居民之间既是邻居，又是同事，工作与居住的空间不可避免地交叉、混杂在一起。在过去的“单位制”下，工厂的领导组织不仅发挥生产调配、利益分配等经济功能，同时在政治、社会领域对工人群体具有很强的规范和约束力，工厂的行政调解手段成为解决群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在变压器厂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关于“矛盾冲突的解决途径”的选择，工厂搬迁前有30.8%的人选择了“工厂领导调解或行政手段”，而工厂搬迁后没有人选择该选项。被调查者认为现在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会私下沟通解决或者通过居委会调解，而不会借助于工厂行政手段。这反映了工厂的管理组织在工人生活中的功能弱化，市场化的企业组织更多地发挥获取经济效益方面的功能。首钢搬迁后，留下来的工人群体不再强化有效的共同目标，以往的工厂单位社区逐渐转向单纯的居住社区，共同维护的是社区内居民生活的稳定，以前由功能泛化的工厂组织发挥的功能部分被居委会等所替代。

但在首钢社区中，由于首钢社区面积较大，有完善的居委会行政系统，工厂领导对居民生活方面的干预较少，因此在解决矛盾方面，搬迁前后的方式变化不大，依然是居委会调解为主，占到60%左右的比例（表6－21）。

表6－21 首钢居民矛盾调解方式对比表

（3）整合功能

整合功能与社会系统各成员间的关系紧密相关。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要想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成员联系在一起，保持某种程度的团结，整体上协调一致，避免出现分裂性冲突。针对首钢研究区域，主要考察单位大院居民群体之间社会联系的变化。首钢搬迁前，原有工业大院作为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工人群体是一种保持高密度联系的群体，同事、亲友之间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交集，维持一种紧密的社会网络。工厂的搬迁必定会对工人群体间的社会网络造成一定的影响。本书用七个问题衡量这一维度的变化，对四个五点量表问题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为0.842，大于0.7，符合信度要求。

在与同事的联系上，我们从受访居民群体的日常生活角度考虑，调查了“上下班、购物等是否与同事同行，业余生活的朋友圈中同事的比例，是否有退休工人组织的娱乐活动”等三个问题。在“业余生活的朋友圈中同事的比例”方面，受访者从搬迁前的67.39%下降到61.43%。将调查数据中前后比例相减，统计出63.1%的人群认为朋友圈中同事比例不变，只有3%的人群认为同事比例增加，剩余33.9%的受访者都认为朋友圈中同事比例减小。“上下班、购物等日常行为的相伴”问题是同事间联系、交往频度的体现，调查结果显示工厂搬迁前后其变化明显。搬迁前60.3%的首钢工人及家属与同事一起上下班或购物，但是搬迁后仅有38.3%的首钢工人及家属与同事一起上下班或购物。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访者而言，工厂的搬迁造成同事间日常联系减少，业余生活的朋友圈中同事所占比例降低。但是，由于社区内居住的大部分仍然是以前的同事，日常生活中依旧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联系。尤其对于退休工人群体，每天购物、聊天、娱乐等相伴的对象大都是住在附近的老同事，仍保持较高的联系频次。从“是否有退休工人组织的娱乐活动”可以看出，在搬迁之前参与组织的合唱团、秧歌队等娱乐活动的比例为48.5%，搬迁后为42.1%，虽然略有降低，却变化不大。但是对于仍旧在首钢工作的受访者而言，因为首钢搬迁后，往往在迁钢或唐钢要“待上十天，休四天”，因此过去同事间的联系相对减少，但与现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每天都工作或住在一起，反而更加密切。如有的受访者表示：

“和以前的工友联系少了，但也会经常联系上。”

“跟家里人联系少了，但是和北京的那些原来的工友，接触的还是蛮多的；平时和工友们接触多啊，这帮人现在干什么的都有，主要聚在一起就是吃饭啊，唠嗑啊。”

“和住在一起的那帮人（新的工友）联系多了，在宿舍，但是不是那种感觉，感觉没有和以前那些（工友）那么亲了。”

“因为是整体搬迁，周围基本没什么变，而且工友们一般都住一起，在工厂联系比过去更紧密了，但是回来各回各家，就基本上联系少了。”

表6－22显示了整合功能维度主观态度问题的前后比较结果。其中对“是首钢内重要的一分子”的认同具有明显差异（在0.002显著水平下相差0.4），首钢搬迁后，工人群体对于工厂的情感认同显著降低，离家距离远了，工人与工厂之间情感性联系减少。正如贾师傅所言：

“其实搬不搬与工人都没什么关系，钱给少了，其他什么都没用，什么都加上了，也就3 000来块……不清楚建动漫园的事，不关心，也没听过……咱们就是给钱过日子，钱又不多挣，离家又远，什么都帮不上。”

在与同事、亲友的联系方面，被调查者在工厂搬迁前后两个时期的认可程度变化不大，其中对于“愿意邀请同事参加子女、孙辈的婚礼”的认可几乎没有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工厂的搬迁并没有对工人群体同事之间、亲友之间的紧密关系造成削弱，同事间互帮互助的友好关系仍然是大家普遍认同和珍视的。这一点在我们对部分社区居民的访谈调查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表6－22 首钢整合维度的社会文化特征变化表

注：差异显著性水平小于0.05代表均值间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综上所述，工厂搬迁造成工人及其家属与工厂之间联系减少、情感认同削弱；虽然受访群体各成员之间的交流、联系会随着工作空间的外迁而相应减少，但是其共同生活的居住空间——单位大院仍然维持工人群体的整体协调与团结，工人及其家属们在长期共同工作、生活中所形成的紧密社会联系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促进社会整合、避免冲突的重要社会资源。

（4）模式维持功能

模式维持强调的是抽象层面的价值观的功能，主要围绕两个相关的问题：模式维持和紧张的处理。模式维持是确保社会系统的成员显示合适的个性，维持系统价值体系的统一；紧张的处理则是指应付处于社会系统中的成员之间的内部紧张。工人群体因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在长期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体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从群体凝聚力、地位认同、集体主义观三个方面考察工厂搬迁前后工人群体在模式维持维度的社会文化变化。本书对三个五点量表问题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为0.797，大于0.7，符合信度要求。

关于“首钢会举办集体活动以增强凝聚力”和“认同工人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首钢搬迁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同程度都降低了，并存在差异性显著。工人及家属与工厂之间联系的减弱在各个维度都得到体现，首钢搬迁后工厂内缺乏组织、活动以维持工人群体文化、增强群体凝聚力。对于工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受访者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不断降低，并将首钢的搬迁纳入更为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并主要提及国家经济体制转变等问题。

对团结协作与集体主义观念方面的考察呈现出不同于前两者的结果。首钢搬迁前后，受访者对于工人群体内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的认同程度基本没有改变，均值比较的差异水平不显著。这表明首钢虽然搬走了，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减少了，但是长时间的共同工作与生活，使得工人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观念，并且在目前共同居住的社区内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表6－23）。

表6－23 首钢模式维持维度的社会文化特征变化表

注：差异显著性水平小于0.05代表均值间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