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及有效问卷回收率

1）首钢工人问卷设计——集体主义文化度量

（1）首钢工人问卷调查情况说明

现有首钢仍在聘的工人群体可以包括三大类型，即搬迁后续聘的工人、搬迁后买断但是又返聘的工人，以及搬迁过程中新招募的工人。本书问卷的调查对象涵盖这三大类型的工人（具体见附录4）。

问卷调查所采用的抽样方法为简单不重复随机抽样方法。此种方法具有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的优点（范克新，2004）。不重复随机抽样下的样本容量为：

其中：n——样本容量；

N——样本总体：根据调查，首钢北京及迁安地区在岗职工人数为65 241人；

t——通过查表可知，当概率保证度为90%时，查表t＝1.645；

Δ——相对误差极限，本书取0.1。

本书采用最大样本容量法，保证抽样精度。取P＝50%时，P（1－P）达到最大，且可利用微积分求极值的方法P（1－P）＝0.25，于是在最大样本容量法下可转化为公式（6－2）：

经过计算得到最小样本容量为68人。

研究于2011年12月6日在首钢候车大厅发放并回收了40份问卷，其中3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5%；同年12月12日发放并回收了50份问卷，其中4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2%。总共发放并回收9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80份，总体有效率为88.89%。发放地点为首钢工人到迁钢、鞍钢等大巴候车室，由于每天候车大厅是1～2班车，候车的工人有限，大厅里一般只有不到100个工人，且很多工人并不配合，导致问卷发放量和回收率相对较低。工人一般在下午3：00或4：00出发，但是1：00左右就会在休息室集中，是访谈的最好时机（图6－2）。

图6－2 工人问卷发放地——首钢候车大厅

此外，除了发放问卷之外，研究者利用2010年8月到2011年3月负责《石景山西部创意发展新区开发方案和制造业总部集聚区方案研究项目》对首钢地区宏观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于2011年5月28日下午2～5点、6月3日下午1～6点、7月12日下午3～4点对厂区进行景观观察，并对工厂留守工人、买断工人、新晋工人、返聘工人、社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等各类型主体进行了访谈，补充了解问卷之外需要补充的相关信息。

（2）集体主义文化度量问卷设计

为了度量集体主义文化，这里基于文化特质论的实证方法进行。即假定群体特征是个体特征的归因，通过以个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抽样的统计方法，选取代表性人群，从不同的维度，以定量方法来建立相应模型，从而对文化进行度量（晏国祥，2006）。本书中所指的“文化维度”，是将某个空间内类似的心理或行为习惯表现进行分类，对同一类型的心理或行为习惯浓缩为一个方面，采用有限个维度就可以描述这种心理与行为习惯所涉及的众多方面，就可以达到充实研究内容，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强概括力的目的。

现阶段对文化的维度划分，代表性的有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高背景／低背景二维度模型（Hall，1976）；Schwartz的三维度模型研究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社会行为激励、人们在自然与社会中的角色（Schwartz，1999）；最具广泛影响力的Hofstede四维度模型，包括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男性化／女性化（Hofstede，1983）；以及Trompenaars的五维度模型，包括：个人导向性还是集体导向性、中立性／情感性、普遍主义／特定主义、具体性／扩散性、业绩导向／因袭导向（Trompenaars，1993）。

本书按照研究尺度的大小对上述的社会文化维度划分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些维度划分模型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从宏观大尺度（一般是国家层面）上对文化的特征进行概括，最典型的是Hall高背景和低背景文化以及Kim等人进一步细化的文化六维度；二是从微观尺度，从个人信仰角度出发进行文化维度的描述，主要是Ralston的四维度模型，显得过于细碎；三是从大尺度和小尺度结合的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主要包括Hofstede和Trompenaars两个模型，这符合本书的研究方向，因此本书在Hofstede理论的基础上，吸纳Trompenaars模型中的个别维度进行研究。在选择维度时主要考虑到避免两个模型中的重复维度，对于群体特征中的个性维度进行剔除，并在社会关系中重点考虑纵向联系，即不同权力层级个体间的联系，从而得到文化的分类维度表（表6－1）。

表6－1 文化的分类维度表(https://www.xing528.com)

从本质上说，五个文化维度都可以归纳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通过整体分类度量来衡量首钢工人群体集体主义文化是否发生变化。具体而言，集体主义文化相对个人主义而言，权力距离更大，对不确定性规避更强，偏向于因袭导向，在问题处理上情感性强，重视人情关系。而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小，对不确定性规避弱，偏向于业绩导向，在处理问题上中立性强，重视合同关系。

2）首钢居民问卷设计——社会资本度量

（1）首钢居民问卷调查情况说明

对首钢居民的调查所采用的抽样方法同样为简单不重复随机抽样方法。利用最大样本容量法下的计算公式（6－2）：

在首钢预调查的初始问卷中，由于设置的问题过多，达到3页，且文字太小，首钢家属区居民中主要是老年人，填写不方便，故在正式调研的时候进行了问卷的缩减。研究于2011年10月30日在首钢老山社区和十万坪社区发放并回收了100份问卷，其中8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1%，大于68人的基本抽样容量。

（2）社会资本度量问卷设计

最早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描述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此后经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步建立起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边燕杰，2004）。

社会资本一般既包括社区网络，又包括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等意识形态层的内容，但在这里更多关注的是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等意识形态层的文化变迁。根据拥有社会资本的主体的层次和其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范围，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本书主要关注介于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人之间的中观社区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强调其集体性特征，其拥有的主体是社会群体或组织，而不是由个体所独享的社会性资源。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不仅有利于实现个体的行动目标，更重要的是能促成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重要资源。中观或群体层次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并或多或少地维持作为集体财产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集体财产如何提高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林南，2004）。

社会资本具体包含哪些维度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同的经验研究也都给出不同的答案。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是研究社会资本的首要指标，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之间一般相互认同，因为某些共同的目标、利益与期望而保持着一定的互动。Coleman认为紧密联系的稳定社会网络形成社会资本，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创造、传递和获得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一观点排除了松散的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本的可能性（Coleman，1988）。另外，社区参与也是社会资本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工业社区与居住社区中，居民的社区参与目的不一样。有学者从社区参与的角度评价社会资本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例如Mike Raco评价了社区参与在Cardiff地方经济复兴中的作用：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协调、不同地方意见的融合等方面社区参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Raco，2000）。在国内社会资本文献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延东、罗家德在其综述中指出的，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等几个方面（赵延东等，2005）。

桂勇、黄荣贵在对国内外社区社会资本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最常见的8个测量维度，包括：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据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测量量表，通过了50个社区调研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修改了测量维度，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国外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桂勇等，2008）。

本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地方性网络、社区信任、社区归属感、社会互动、志愿主义、社区凝聚力和互惠与一般信任7个维度在内的社会资本度量量表，用来衡量首钢搬迁前后大院内居民群体社会资本的变化。对居民群体的社会资本主要从与工厂的联系、与同事的联系、与同事亲友的联系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同时，假定首钢社区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系统，根据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通过社会系统AGIL功能模式，对社区功能进行界定，认为首钢社区包括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的维持功能（乔治·瑞泽尔，2004）。在分析工人家属社区归属感的时候，将按照首钢社区四大功能维度进行分析。

表6－2、表6－3显示了问卷中具体问题的分类维度。考虑到实地调研中问卷的清晰度与可操作性，问卷按个人基本资料、与工厂的联系、与同事的联系、与同事亲友的联系和总体情况五部分呈现（具体见附录5）。

表6－2 首钢居民问卷设计的分类维度表

注：表中数字为调查问卷中的问题编号，问卷详见附录5。

表6－3 首钢居民问卷设计的分类维度细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