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的选择：在熟人社会下的权衡

在东高村镇整体转变的过程中，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村民之间社会联系的变化。主要包括从事乐器生产的村民之间、从事乐器生产的村民与不从事乐器生产的村民之间、外来村民与本地村民之间的变化，以及随着“中国乐谷”的建设、旅游者和音乐爱好者的进入，都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演替产生影响。

1）本地村民

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东高村镇内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达到4 355人，比例为28%；比从事农业的劳动力3 948人要高出3%。平谷区全区各乡镇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力人数为61 508人，比例为35%；从事工业的乡镇劳动力人数为38 665人，比例为22%。显然，与平谷区各乡镇总的劳动力结构比例相比，东高村镇工业从业人员占比更高，且绝大多数工业劳动力都分布在制琴业上（图4－14）。

图4－14 2010年东高村镇劳动力按行业分布图

究其原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般村民都表示“做这个（制琴）比种地挣钱多”（LL）。尤其是对村里的女劳动力而言，“对女人来说，干这个比种地收入高，而且稳定”（LL）。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根据《南方都市报》的采访，受访人之一的GGS回忆说：“当时好多人都不理解我的选择。村民们觉得我应该好好种地，而不是玩提琴这种‘洋玩意儿’。”随着最新进入的一部分人尝到甜头，“那时利润真高，竞争也少，我们从夫妻2人店，一路发展成了19人的制作室”，后进的村民选择给这些大企业或者中小企业主打工。

尽管村民参与制琴的情绪很高，但是一般村民对提琴技艺的学习和传承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以LL为例，她已经在HD乐器厂做了十几年了，但是“工序多，太复杂了，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学会”。问其原因，“现在这东西就能糊口，不好挣钱了，家里人开始也不做这个了”（LL）。随着提琴制作利润的降低和物价的增长，提琴工人的工资显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本地村民选择退出该行业。在技艺转型期中，当地企业表示“现在本地的孩子不愿意学做琴，看着做琴的人挺多的，但是主要是外地的，本地做的人不多”（LBC）。

2）外来员工(www.xing528.com)

由于本地劳动力逐渐退出，孩子不愿意学，外地人成为现阶段企业员工的重点。越来越多的外来员工进入东高村，这给东高村提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般外来人员来这儿打工，都会找个大工厂，毕竟“人生地不熟，大厂子靠谱些”（XL）。不过，这些在东高村镇发展起来的企业主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外地人在村子里，一般都让做个配件什么的，不让做全套的，而且一般只让做几种。”（LBC）这在HD乐器厂里已经工作一年的山东女孩XL那得到了证实：“老家山东的，全家都在平谷做琴，学了一年时间，觉得学琴挺好的，就来学了，（一年了）只会其中几道工序……”

之所以不将工艺外传，原因还是担心外地人一跑，就到其他地方做去了，算是一种工艺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国提琴制作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南北相比，北方的手艺比不上南方，南方琴制作工艺更强，在细节处理方面更好，但是由于北方湿润，江苏泰兴的琴盒在北京做就容易开裂。”（LBC）不过，北京整个地区的气候都比较适合，温度和湿度都合适，因此外来工人在平谷学了整套琴艺，就跑到北京其他地方去做。在访谈中，都提到了原来有河南人在厂子里学做琴，学了整套后，也自己出来做。“村（南埝头村）里河南人两口子，一个月就靠纯手工也能做50～60把琴……这些外地人很肯做”，可见外地人给本地劳动力带来的冲击挺大的。

3）旅游者和外来音乐爱好者

根据本内特（A.Bennett）和皮特森（R.Peterson）的描述，未来如“中国乐谷”这样的音乐景象，应该是一个作曲家、音乐家和粉丝的集聚体（Bennett et al.，2004）。而斯塔（G.Stahl）也将音乐景象描述为一个作曲者、设计者、生产者、DJ、音效师以及音乐粉丝等主体参与的集会（Stahl，2007）。纵观“中国乐谷”的发展进程，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国乐谷”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推动发展；但在第三阶段，一方面，音乐景象的生产主体需要发生变化，不仅仅需要乐器产品的生产者，更多地需要音乐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中国乐谷”的未来还是依靠粉丝驱动的（fan－based）。目前，“中国乐谷”在周末常常会有音乐爱好者自发组织进行相应的音乐活动。据统计，现有的音乐爱好者主要包括驻华武官及使节、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分析这些粉丝主体的消费市场，可以发现目前大众市场依旧没有被带动，全年不过1 000多的大众游客，更多是吸引专业性强的中央音乐学院和带参观性质的外国使节（表4－6）。

表4－6 “中国乐谷”外来者构成情况

而原本区域内的集群网络主要是以生产关系为主的生产网络，以及叠加于其上的村居民之间的亲情网络。这种工作与亲情叠加的复合型网络较之一般的产业集群，更具有根植性。如受访的企业负责人之间往往是兄弟或亲家关系，而大多数中小企业主往往都是从HD和QQY企业中出来独立创业的，彼此之间还有一层师徒或曾经的同事关系。但是这种具有根植性的复杂社会网络，要逐渐被相对自由、非正规的以音乐爱好者为代表的社会网络所取代。这种社会网络的改变，容易造成维系整个集群网络的不稳定。在调查中发现，一方面由于音乐爱好者的介入，让受访者感觉“现在比以前乱多了，人杂了很多”；另一方面，在农村社区相对保守的民风与音乐景象中孕育的前卫风格的格格不入也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些音乐爱好者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确实是本地村民所欢迎的，但正如Blum认为的一样，景象往往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对抗形式存在（Blum，2001），尤其需要防止Field以上海为案例研究的在景象中可能导致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情况的出现（Field，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