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整个演替过程中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宣传口号的变化，二是政府具体政策的变化。这两个变化都通过解读规划政策文本以及对政府部门的访谈来呈现。
1）政府宣传口号的变化
宣传口号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区域定位，在演替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区域从“提琴之乡”向“乐器之乡”“音乐之城”再向“中国乐谷”不断升级。区域定位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试图影响的尺度范围的变化，从“乡镇”向“城市”向“中国”影响尺度的升级。支撑口号升级的背后，实际上是区域推动政府行政级别的提升，从原来的东高村镇镇政府，到平谷区政府，再到北京市政府提出打造三十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的“中国乐谷”。政府行政级别的提升意味着权力的加强，对区域定位发展的实际控制能力也在加强。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文化产品形式的变化。现有区域的文化产品形式，是一种产业集群状态下表述的商业文化产品形式（或者更贴切地称之为文化制造产品形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在区域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制造产品形式可以解读为产品的逐步高端化和多样化。高端化方面，表现为精品琴、中高档琴的比例不断增加，依靠品牌发展策略来获得高的单把琴利润，希望逐渐摆脱过去的以量取胜。但是这种高端化的产业结构转变主要集中在集群内部两家规模最大的提琴生产企业，而其他中小型生产企业依旧以低端普及琴为主。这种高端化在另一程度上也正如ZGYG管委会主任DYL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的一样：“我们项目设计要符合高端定位，项目设计立意要高……”而多样化，则期望形成以小提琴为主导，包括钢琴、大提琴、贝司、二胡、钢琴等在内的多样化发展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谷区山东庄镇于2010年下线的“乐尔”钢琴自主品牌，年产量近3 000台，成为继星海之后北京市第二大钢琴品牌。根据受访人DYL的介绍：“小提琴是‘乐器皇后’，钢琴是‘乐器之王’，现在皇帝、皇后都有了，我们离‘音乐之城’就更近了。”（于丽爽，2010）这种产品的高端化和多样化，支撑着整个区域定位的转变。当然这种乐器文化产品形式，绝不是将来东高村镇想要打造的“中国乐谷”所需要的文化形式。“中国乐谷”所需的文化形式是一种“文化化的文化形式”（cultural culture），现有西方研究背景下，这种音乐景象的文化形式一方面表现为以激进音乐对抗主流文化，可以称之为逆主流音乐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音乐文化对全球流行音乐文化的对抗，最典型的如芝加哥蓝调（Grazian，2004），可以称之为地方性文化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就政府看来，“中国乐谷”的景象文化形式更应该充满琴声，而不是制琴的机器声。
2）政府具体政策的变化
在具体政策方面，现有“中国乐谷”既享有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系列政策，又享有平谷区政府专门出台的《加快中国乐谷建设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试行）》。但目前的扶持政策其本质上依然是过去工业区的政策延续，重点仍然是通过税收、土地使用、公共设施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驻，支持企业发展。(www.xing528.com)
但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也开始关注音乐氛围的打造，成为一系列活动的主要推动主体。2011年5月1日，举办了“中国乐谷国际流行音乐节”等系列活动，汇聚了包括艾薇儿（Avril Lavigne）、朱丽叶·刘易斯（Juliette Lewis）、小皮靴（Little Boots）等在内的国内外顶尖艺人（图4－8）。据统计，音乐节期间参与人数超过2万。但一方面现有北京音乐节不少，而且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原来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负责人都对举办这样的活动表示不解，“花那么多钱办个3天的活动，还不如给企业扩大规模”。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思路的影响下，要求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主体去理解这种文化形式不太可能，而国际流行音乐的介入又与一般音乐景象中对主流音乐形式的“排斥”产生矛盾，这种全球与地方的对抗、开放与封闭对立的外延性（extensiveness）也是音乐景象的一大特征。只是原本由以本地企业和音乐学院及音乐爱好者举办的以民乐和古典音乐形式为主的“华东之韵”音乐会，与国际流行音乐季又形成了强烈反差。
综上所述，在整个区域专项发展过程中，提琴工艺并没有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甚至可以说连区域规划的注脚也比不上。或者说，政府仅仅将提琴工艺作为乐谷文化的重要营销点，而设计思路上是在“传承馆”“博物馆”和“培训基地”中有所体现。政府的根本目的，还是借助区域知名度来构成招商引资的重要噱头。
图4－8 “中国乐谷”国际音乐节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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