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结构动力的优化方法

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动因的深层结构动力的分析，为本书提供了分析的基础。城市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地租来呈现，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地租是按照区位划分土地利用的一种积极的配置工具。这种观点忽视了地租的一个本质。马克思按地租形成的不同条件，将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是指一块土地因为自然条件和位置较好，所创造出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Ⅱ是指一块土地因为连续追加投资，使其创造出的超额利润。形成级差地租II的追加资本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不仅来自被追加土地的劳动者，还产生于城市其他地区的劳动者。因此，城市地租的差异也反映出城市一处空间的发达是以剥削另一处地区而获得的。城市空间的地租差异，也是城市社会空间关系的体现。

对此，本书对北京地租进行分析，根据2002年北京市修正的基准地价（截止到2012年虽然有准备调整，但尚未出台），基准地价数据范围为一到十级，市中心基准地价范围主要为一到五级（表3－10），无论是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还是毛地价，呈现出商业＞综合＞居住＞工业的总体规律。而从空间结构上看，以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例，北京市市中心工业用地平均基准地价呈现出类似于道路系统的圈层结构，由内圈层到外圈层地价逐渐递减（图3－19）。

表3－10 2002年北京市基准地价表（一级到五级）

（续表）

注：（1）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2）数据范围为一到十级，市中心基准地价范围主要为一到五级。（3）楼面熟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内，完成通平的土地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每建筑面积分摊的完整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楼面毛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内，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政府收取的某种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期内的土地出让金、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的平均楼面价格。

图3－19 2002年北京市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及监测点

根据1985年、1996年、2001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对1985年到1996年、1996年到2001年进行搬迁的工厂，根据工业外迁过程中土地升值的计算方法进行地价分布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工业用地转换为居住用地：(www.xing528.com)

工业用地转换为商业用地：

其中：Si为各级地价范围内外迁出的工业用地面积，Ci、Ri、Mi分别为各级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得到结果如表3－11所示：市中心四个级别的土地，在工业到居住、工业到商业两个时期，土地价值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表3－11 工业外迁后的土地升值（单位：元）

通过对北京城市地租的分析，可以发现：从土地使用类型上看，北京城市工业区被高级居住区和商业区替代；从产业角度上看，低端工业区被现代工业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所替代。这里可以用竞租模型进行分析（Alonso，1964）。该模型描述了不同经济活动，由于其边际生产力受空间位置的影响程度不同，形成对地租的边际支付能力的差异，从而会选择距离城市中心远近不同的区位。以三次产业表述了这一土地利用决策的基本原则。其中假定一个城市的经济可以简化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它们的土地利用效率依次递增，服务业对于企业区位与市中心的距离最为敏感，离城市中心越近则生产效率越高；农业生产对于区位最不敏感，其生产效率受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影响最小。因此，三种不同产业支付地租的能力也依次递增，农业最小，工业次之，服务业最强。无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城市土地最优利用的要求，都是支付地租能力最高的服务业离城市中心最近，工业次之，农业生产用地离城市中心最远，城市土地呈现环状分布，不同产业支付地租能力的交叉点决定了城市产业带的边界。这与北京市基准地价图形成的空间结构不谋而合（图3－20）。

但从深层结构看，对土地租金的追求，本质上都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告诉我们，城市变化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城市景观不单是文化景观，更是社会文化景观，它们是“社会矛盾和张力聚集的地方，而不是和谐、均衡的表现。马克思理论告诉我们，如何从理论上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来，最终……将历史和地理相互联系起来”（Harvey，1975）。哈维将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城市化的一般理论，即所谓城市化社会剩余价值的地理集聚。他指出如果需要总体地、系统地、联系地把握诸如城市化这类地理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唯一的研究方法。根据哈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不在于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效率结果，而主要分析城市空间的社会公正性（Harvey，1973）。

图3－20 竞租模型示意图

为了使城市土地获得更多的“价值”，作为土地资本的所有者，必须要将土地利用产生的价值最大化。在以往的城市地理学实证主义研究中，往往忽视对变化原因的分析，尤其是不分析这种变化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与非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Harvey，1973）。在中国，虽然城市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带来的收益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从而带来了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间的经济收入差异在拉大，住房制度的改变，使得城市中也出现了不同阶层的社区。因此空间阶层（群体）的专有性被强化了，这是社会文化空间宏观变化的一种形式。故本书在分析案例区的时候同样秉持这个基本观点，在将整个结构转化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大系统，并分析四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考虑尽可能多的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如何在逐利的大结构下可以获益（图3－21）。

图3－21 马克思结构主义在本书中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