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被称为“两个马克思主义（two Marxisms）”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复出现：一个颂扬意识的力量和人类集体的能动性；另一个痴迷于生产模式的结构逻辑。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经总结过的一样：“对于这一点，经典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它的巅峰时期，也不能提供一致的答案。”（Anderson，1983）伴随着这种对马克思结构主义的审视，这种关于能动性和结构双重关系的讨论占据了学术讨论的核心位置（Gregory，1981；Thrift，1983）。这些讨论主要来源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该理论试图将唯意志论和决定论这两个极端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将结构和行动者都带入研究之中，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行动体及能动性进行绑定。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被学者认为是一次勇敢的综合尝试，是社会文化领域克服微观和宏观分割的重要努力，解决了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中最为艰深的问题（Smith，2001）。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并没有过多使用“文化”这个词，但是对文化的构成和内涵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人类生活中解释系统和意义系统的作用。他的理论是在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简单的结构和行动者的交互模型是有缺陷的，“如果说解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的建立，是社会主体的帝国，那么（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则是指向社会客体的帝国”（Giddens，1984）。为了尝试克服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他建议将结构和行动体视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二元体（duality）。在这个理论中，吉登斯试图发展并尝试采取这种行动，即可以更好地被一系列处理过的（sensitizing）想法特征化，而不是一种像哈贝马斯和帕森斯的综合模型。
吉登斯结构化模型的核心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人类主体，他探讨了人类被规则和外部结构所制约。同时，吉登斯又对人类学和现象学中不受阻碍的个体和主体进行了一定的区分。他认为结构需要的是对个体产生内化作用，而不是外部作用。他坚持认为制度和社会系统（即他认为的“结构”）不过是真实人类个体反思行为的集合产物。结构之于吉登斯是一种有形的存在，存在于形式和记忆轨迹，它具有能动性而不仅仅是约束性。他认为结构由规则和资源（rules and resource）构成，包括知识、技能、实践竞争力，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广义的文化，人们通过社会化来获取这些规则和资源。大部分围绕实践的社会生活，是人们自省地在他们所从事的生活中，实施这些规则和资源。这些部署是具有一定移植性的，它是由稳定的制度环境再生产所引起的。此外，吉登斯认为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和结果（medium and outcome）”。“中介”是结构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而“结果”则是在更广阔的文化形式下，由人类使用和再生产。最终，结构化被视为人类行为向社会力量的互惠过程。除了文化角度，吉登斯认为还有一个理由使得人类行为趋向于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他称之为“本体安全性（ontological security）”，即人们需要信任并惧怕不确定性。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生活的路径化和传统化使得人们感觉安全，并且可以进入可斡旋的局面（Giddens，1984）。
对吉登斯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Sewell，1992）：一是认为吉登斯的理论过于唯意志论（voluntaristic）和理想化，他降低了如文化霸权和阶级或种族不平等制度带来的强迫和约束，认为仅依靠人们不同的想法和行动，就能创造性地使用他们脑海中的“结构”。二是他对结构的定义是非传统的，他也没有区分文化资源（如知识、技能）和物质资源（如金钱、武器和权力）。根据它们本体论的状态和对社会生活的潜在影响，这种区分还是非常必要的。
2）地理学视角下的结构化理论
关于结构与行动者的对立也出现在地理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两个地理学”。其中，结构与行动者被视为空间的“两面性”，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如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所言：“人类既是创造者（creators），又是被创造物（creatures）；既是制造者（makers），又是被囚禁者（prisoners）；简单地说我们的行为创造了世界，而世界又有力地约束着我们。”（Abrams，1983）为了尝试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严密的关于个体代理和能动性绑定在一起对空间进行研究（Gregson，2005），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被逐渐引入人文地理学。(www.xing528.com)
吉登斯坚称“社会生活的空间配置正如它的时间维度一样具有基本的重要性……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没有逻辑上和方法论上的区别”（Giddens，1984），这种时空关系的合作被证明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理论发展的一个战略时刻。图2－10可以视为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地理学框架（Gregory，1989）。
在该框架中，以权力为核心的时空关系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脉络（Gregory，1985）。从“社会整合”框架看，吉登斯认为在18世纪前，“社会”的含义被简单地认为是那些共存于时空中人们的常规互动或者是他者的陪伴。按照托尔斯敦·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时间地理学的观点，吉登斯认为通过能被获得的时空路径特征塑造可以提供一套概念，即我们每天为了履行某个特别的项目（project），会遇见其他人又与他们分开在特定的时间和驻地（station）。从这个观点看，事实上时间和空间成为日常生活中必须利用的资源。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并有必要描绘出时空路径（routine）。从表面上看，仅仅是某个人简单的一天路径都有可能存在成千上万种，但是哈格斯特朗相信如果可以看得更仔细些（并思考得更深入些），这个飘忽不定的时空一致性可能被察觉。沿着这样的路径而一直推进的社会实践被典型地路径化了，他们不断地接触，不断形成了联系和再联系的时空活动束（bundle），也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形式各样的制度环境的具体形式中可以略微察觉，在社会整合的观点下，往往是一致的。
从“系统整合”的框架看，在18世纪后“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含义：从人体和人类中衍生出更大的世界。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展示个体“存在”的限制如何被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所超越。根据他的观点，统治的结构取决于社会世界中的权威资源，粗略地说就是“政治”（物质世界中分配的资源）和“经济”（保证可持续统治的资源）。这些资源在不同的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因为通过这些连接，通过权威的和分配的资源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社会系统以不同方式“延伸”了时间和空间。吉登斯称这种“延伸”的过程为时空分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并指出文字的出现和金钱的出现加速了这种分离。尤其是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反复提到的“金钱跨越距离的权力（the power of money to bridge distance）”（Jensen，2006），以及随后涌现的金钱经济的普世化，被马克思以及吉登斯视为在阶级分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日常生活“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前沿。
无论是社会整合还是系统整合的观点，都依赖于社会生活行为的时空“绑定（binding）”，结构化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寻求到了社会学与地理学的融合，以及关于结构和行动者的一个平衡点。而在这个时期内，已经有一批经典的人文地理学著作试图讨论原来理论的单面性，并且为探讨两面性提供了积极的想法（Harvey，1982；Tuan，1976；Massey，1979；Ley et al.，1978）。简单地说，“行动、时刻和事件”就此成为当代人文地理理论中占据上风的概念（Thrift，2000）。
根据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框架，以权力为核心的时空关系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脉络（Gregory，1985）。他认为结构由规则和资源构成，包括知识、技能、实践竞争力，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广义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为特定空间内承载不同社会文化的主体。换句话说，不同能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掌握能力，即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力属性特征。这为探讨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决定社会文化空间变与留的驱动力提供了深入的视角。
图2－10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基础上发展的地理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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