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渊源及应用

1）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地理学概述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继存在主义之后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寻求具有决定性的科研研究的新模式。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思想、俄国形式主义以及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为首的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的理论渊源。结构主义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多种学科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的结构人类学、简·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和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及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韩震，2006）。

一般来说，尽管结构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个不同学科中也有不同的应用，但是都认为存在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具体事件行为的规则整体。根据约翰斯顿（R.J.Johnston），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表层，或上层结构；②过程，或下部结构；③控制，或深层结构。为了研究的方便，有时将结构划分为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其中，“表层结构”是指现象的外部关系，能反映深层结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深层结构”则是指现象的内部关系，即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具体事件行为的规则整体。深层结构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如与语言相对的语法结构，与社会行为相对的经济基础结构。而“下部结构”则是作为联系“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机制所出现的。三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部结构的运转过程是由深层结构控制的，因此，研究表层结构的各种模型可以揭示深层结构的性质（约翰斯顿等，1999）。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旨在发现“隐藏在每个制度和每种习惯下面的无意识结构”。

欧美人文地理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引入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并出现了结构主义地理学派（理查德·皮特等，2007），即承认空间规律的存在，空间规律同样被上述提到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所建构。主要将结构主义应用在不平等发展、居住分离、政治地缘和区域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地理学研究中。根据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二版中的介绍，结构主义地理学可以被划分为“结构是建构的（structure as construct）”和“结构是过程的（structure as process）”（Johnston，1986）。其中，前者主要围绕皮亚杰关于儿童空间知识获取的研究展开。根据皮亚杰的定义，结构的分析应从结构的三个特征入手，即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有其整体性，也可以形式化或数理逻辑化，也有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三种性质都与社会文化研究相关，但由于缺乏详细的数据资料，社会文化研究很难做到像物理学那样对结构进行方程式性质的表达，但却可以像语言学或社会学那样确定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概念。主体之间的关系被隐喻成数学上的方程组集合，替代关系是指历史变化过程中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发生置换和重组，而稳态调整性则意指尽管变量出现了变化或重组，但系统必须达到新稳定态（皮亚杰等，1996）。

这三个特征在空间演替的研究中都十分显现，某个区域可以看作是一个若干变量构成的稳态方程式，在空间演替过程中，若干变量产生变化，经过区域自身调整后又形成新的稳态。但是这种“结构是建构的”研究在地理学中并不多见，原因在于将空间的深层结构简单地类比为某个核或轴显然无法解释空间的复杂性。后者关于“结构是过程的”论述，则是地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代表流派就是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

2）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

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基础是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结构主义。马克思结构主义的精髓在于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的规律，并解释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深层结构。但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的推动者是阿尔都塞，他的理论背景在于捍卫马克思后期著作的科学地位，反对抹杀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传承关系（阿尔都塞，1984）。他主张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辩证法，黑格尔体系是由普遍概念构成的，一切都可以还原为概念的本质；而在马克思著作里，社会组织包含大量相互联系但又不能相互还原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是与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不可分割的（韩震，2006）。(www.xing528.com)

将马克思结构主义运用到地理学的领军人物哈维，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中通过调查巴尔的摩，对城市主义与空间进行了解释（Harvey，1973），提出了城市化的一般理论：将城市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形成发展，有赖于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地理集聚。曼尼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运用阿尔都塞的理论，在都市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中采用马克思主义城市范围的概念。他指出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投影（Castells et al.，1977）。但同时他也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的城市空间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是怎样的；相反，城市空间与社会中的结构转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卡斯特尔提出“空间建构”的同时，法国经济学家阿兰·利佩茨提出“空间是建构社会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形式，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理查德·皮特等，2007）。总之，他们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与环境空间相关，每种生产方式都创造了一定的空间排列，生产方式的连续性创造并且选择了景观。每一种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每个阶段，甚至生产方式的每个场合，都包含着空间的不同组织。这些观点也逐步为人文地理学界所采纳，社会网络研究方法也因此在地理学界得到广泛的应用。

建立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基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管制学派（regulationist）则是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其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和迈克尔·斯托波尔（Michael Storper）以管制为术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理论进行批判，但是他们的观点仍然是结构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深层结构和之前不同。他们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把握先进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在新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的国际化中，研究应当聚焦于组织投资、生产和工作的精确策略，而不是“某些独立的和抽象的结构管制”。传统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预料到资本的技术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他们从结构主义的前定（predetermined）发展道路观念，转而关注于作为历史具体和偶然决定性的阶级关系、技术变化和政治斗争的细节。他们认为的深层结构是具体的“日常生产系统”，而非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受管制理论最大的影响表现在新工业地理学上，研究如何对社会—空间关系进行“重新拼凑”，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出更具动力的区域，这是本书探讨空间演替所向往的方向（Scott et al.，1986）。

纵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们都试图探讨生产方式和空间的关系，认为在产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空间演替的动力是通过区域个体、社会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空间形式的变化包括经济的、政治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三个方面，其中经济活动（即本书中的产业活动）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深层逻辑来塑造空间；政治—法律系统根据国家机器的控制需要来塑造空间；在意识形态系统中，空间则承载着符号结构的意义（理查德·皮特等，2007）。本书在探讨宏观尺度下的工业空间演替动力时，就主要运用了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观点。

马克思结构主义由于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逐渐遭到学者的批判，最经典的如托普森（Edward Thompson）的名句“工人不像太阳一样既定地日出日落，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Thompson，1979）。另外有学者则质疑马克思—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实际上的内在逻辑是不一致的，认为阿尔都塞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马良等，2002），并因此出现了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等诸多学派。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基础上，而这并不是本书所要强调的重点。

本书重点探讨社会文化作为能动性的一种来源，认为其变化并非完全受结构决定力所影响。此外，本书在分析结构时除了对宏观尺度透析外，还需要对中、微观尺度下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因此需要用到结构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