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文化在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关系

1）概述

一般而言，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很少直接谈论经济的问题，尽管从来没有人否认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假如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西装，那么经济活动是否会有改变”（Sahlins，1976）的比喻指出的一样，很多时候，社会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正如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指出的一样：文化往往被视为某种特定的上层建筑和某种理性的障碍或者经济范围之外社会生活的剩余物（remainder），即传统经济分析的方法无法解释的现象才归到文化研究（Crang，1998）。而安德鲁·塞亚（Andrew Sayer）运用现实主义剖析工具，认为文化和经济既不是同义词，也不是反义词。文化属于“对话”范畴；经济属于“工具”范畴（Sayer，1997）。从实践看来，文化又何尝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范畴和万能药，正如“剩余者”的概念一样，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求诸于文化，因此，经济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有时候往往显得“泾渭分明”，即使在经济地理学开始“文化转向”的时候，社会文化地理学在感到“高兴”之余，却似乎依旧在继续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进入21世纪后，最新的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问题，并称之为“经济社会（economic society）”（Lee，2010）。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总结当今社会文化地理学对经济的研究集中了三大方面问题：一是市场、价格、价值、模式和货币等这些经济学中“与生俱来”的概念，被社会文化地理学家们认为是有问题的，需要重新诠释；二是传统劳动分工相对抽象，只是简单地将经济从社会中抽离，并没有考虑到地方与地方的差异；三是新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发现表明，传统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融入日常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部分甚至全部。在此问题的基础上，先锋社会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经济的社会性、物质性和空间性，经济生活中的关系和情感以及经济政治的践行性（performative）（Smith，2010）。

曼（G.Mann）对经济学中的“社会地理”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如果一切都包括在社会地理内，经济作为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关键主体，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经济中的“社会地理”？他认为现阶段经济学中的社会地理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检验所有能加强如生产、分配、交换或消费等市场现象为代表的经济的全部‘社会空间’；第二，检验如家庭再生产和亲属网络等名义上社会现象的经济性。”（Mann，2011）而社会地理学中的“经济”，则被理解为使生活得以维持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并且以市场为中介，正规或不正规的，这些定义有点接近但都不是准确的现代口语上的经济意义。有一类定义中“经济”被隐含地视为较复杂的社会性，也更加根本地与当代经济中的市场版本相同（Round et al.，2008）；另一类定义中“经济”则被视为区域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特殊集合，本质上与“经济的发展”中的“经济的”等同（Lawson et al.，2008）。根据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分类，经济被视为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本书重点从生产文化角度来探讨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对经济的探讨。

2）生产文化

现阶段对生产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宏观尺度（一般是国家或大区域）以及微观层面（集中于企业）上的应用。其中宏观尺度，典型的如日本模式（Oliver et al.，1988），作者认为二战后日本能够后来居上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日本人的纪律性、敬业精神、讲效率、重方法以及浓郁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关；再如从国家制度文化看二战后崛起的三种经典发展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苏联模式”、“德国莱茵模式”（Hutton，1996）。微观尺度则集中探讨企业文化，如对戴尔、微软、施乐等案例的研究（Schoenberge，2000）。(www.xing528.com)

宏观和微观尺度中关于生产文化的研究颇多，但是不能够突显地理学的作用，格特勒（Meric Gertler）指出对中观尺度生产文化的探讨才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关键。他在此提出中观生产文化的三大核心理论：一是生产体系中“社会性”的重新发现；二是学习范式的产生和区域文化的思想；三是地方生产体系的演化动力（Gerler，2003）。

生产体系的社会性，从思路上体现为从降低平均成本和价格的大规模生产和竞争转变到基于质量、绩效和独特性的小批量或定制生产的竞争中（Piore et al.，1984）。从实践中表现为随着生产体系向日益社会化结构的转变，空间临近的重要性大大加强。大量垂直分工的企业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换或贸易愈加频繁，空间集中带来了成本的节约，它们之间的距离越短，交易成本也越低——即商品及服务市场交易成功的所有相关成本都降低了（Scott，1988）。

重视学习与区域文化的背景在于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基础，世界经济向新的“科技经济范式”转变。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们共有的社会属性（如准则、规范、习俗和习惯、理解力）方便了企业之间的学习，促进了经济根植于文化的过程，而这些属性是以区域为单位定义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是根植于区域文化当中的。这种观点归功于波兰尼的“根植性”（Polanyi et al.，2001），认为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由社会或文化环境塑造；凡伯伦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这种环境里存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同时还得益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embeddedness）（Grannovetter，1973）。迈克尔·斯托普（Michael Storper）则将这种联系称为“非交易的相互依赖（untraded interdependences）”，认为企业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所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或彼此依赖得以补充——而不是弱化——这种扩充通过额外的市场合同、相互关联和共同特征实现（Storper，1997）。典型的案例如他提出的“圣三角地区（Holy－Trinity）”（Bathelt et al.，2003），具体包括强调各种形式企业之间合作的意大利中部工业区（Piore et al.，1984）；国家鼓励间接的水平合作（竞争者之间）和直接的垂直合作（买卖者之间）的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汽车机械制造区（Herrigel，1996）；以及老企业不断分化出新企业，劳动力市场混杂，关键信息在区域内传播，从而形成共同区域文化的美国硅谷地区（Saxenian，1999）。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尤其是曾有过辉煌历史的区域，地方文化纽带如此之坚韧，结构如此之强硬，态度如此之古板，以至于新人和做事的新方法进入这一地区时遭遇难以克服的障碍，如德国鲁尔区（Ruhr Valley）（Grabher，1993）、麻省的128公路（Saxenian，1994）、瑞士的朱拉（Swiss Jura）（Glasmeier，2001）。又缺少根植文化，协作文化发展也不成功，正在通过组织各种地方协作活动来弥补不足，旨在匹配企业之间的关联并实现社会化管理的南威尔士（South Wales）以及巴斯克村（Basque country）（Cooke et al.，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