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与经济相互关系

1）文化从属于经济

传统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被视为符号中心主义（logocentrism）（Gibson－Graham，2000），一方面将两者的边界界定地非常绝对；另一方面就是将其界定为另一个词的反义词。形式上，是A和非A的区别。打个比方，如果经济是硬的，文化就是软的；如果经济是关于事实的，文化就是关于价值的；如果经济是强的、可控的、男性化的，文化就是弱的、从属的、女性化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来自于对经济地理学影响最深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受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最深的是1955年到1975年之间的“计量革命”，最典型的代表是哈哥特的区位分析，如在牛顿重力公式下的模型推导，还有杜能同心圆、韦伯工业区位三角、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这些模型都假定行为人之间的空间互动为“统一的理性行为”（Sheppard，1978），这时候文化都是被置之于一旁的。古典经济学中将文化从经济活动中排除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在方法论层面将学科研究主体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但事实上，甚至连经济学家自己都认识到这个假设的局限性，毕竟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互惠的社会共同体。第二，古典经济学采用模型形式的推理和分析过程，使得文化挖掘被摒除。当然，现阶段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者依然坚持这样的研究路径，他抨击现阶段那些回避模型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尤其是德里达影响下的管治学派，是经济地理学的破坏主义者”（Krugman，1995）。只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文化显然难以被简单地模型化。

当区位分析逐渐衰退的时候，正是政治经济学逐渐兴起之时（Johnston，1991），尽管如此，经济与文化的基本分界依然存在，经济和文化被明显地分开，并且经济统治着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是马克思，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这其中上层建筑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知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经常被解释为经济决定主义。另一方面，文化被视为一种附属现象。在这种观点下，马克思经济学的文化和古典经济学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前者的文化是起作用的，用来维持资本主义的运行；而后者的文化则不起到任何作用。但是两者显然都将经济优先化和中心化，将其作为物质生产力和个人理性选择的核心。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开始逐步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观点。这主要是由哈维提出并进行系统化阐释的，他的核心观点是推动地理变化的关键在于区域内生产要素的积累刺激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Harvey，1982）。遗憾的是，文化在其中鲜有提及，直到1989年哈维在著作《后现代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将其副标题拟为“文化变化的质询”（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逐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中寻找答案（Harvey，1989）。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是基于福特制经济，而后现代文化则与后福特经济关系一一对应。各种文化对应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减少大萧条增加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积累。即使到了2000年的《希望空间》（Space of Hope），哈维依然在宣扬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二元论思想（Harvey，2000）。一方面，认为“文化分析”是“有趣的”；另一方面，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这个忧郁的世界和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破碎现实”（Harvey，2000）。在这场一点儿都不有趣并且有点现实的讨论中，包括“市场拜物教”、“瘦身的野蛮历史”、“科技变化”、“弱化的组织劳动力”以及“产业后备军”，唯独少了文化分析。但是哈维终究是孤军奋战者，而即使是迪克·皮特（Dick Peet）也开始寻求“经济的文化源泉”，运用文化的术语，包括“符号、图景……”（Peet，2000）。他还说“从没想过，政治经济学有一天会变成文化经济学”。同样的，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作为哈维的学生，认为简单地回归到阶层分析是自我防御的“死路一条”（Smith，2000），“必须去寻找关于阶层的认同和文化政治学”（Smith，2000）。

2）文化转向(www.xing528.com)

当代经济地理学中开始对文化的重视，源于越来越多的从左翼激进的观点开始关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基础关系转向更为复杂的文化、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等。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那么鲜明，这其中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较大，主要包括两大流派：第一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包括莱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该学派的核心在于从社会主义政治意图出发来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在保留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基础上，同时认识并合并文化研究中有关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和政治承诺等原本处于研究边缘的东西（Smith，2001）。另外一个学派是北美学派，更多的是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在北美学派中文化往往被称为“免费的文本、再现和话语的关系”（Gibson－Graham，2000）。

到了20世纪末，经济地理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转向都强调在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时，须将文化和制度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周尚意，2011；Gibson－Graham，2000）。奈杰尔·斯里夫特（Nigel Thrift）甚至认为“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些核心部分”（Thrift，2000）。在迈克·克朗（Mike Crang）和斯里夫特总结的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评论中，认为当今经济与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领域（Crang，1997；Thrift，2000）：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通常引用后结构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以身体为中心的工作文化表现与展开工作的场所和空间以及物质结果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强调制度根植性以及要求邻近性、隐形知识和共享文化所假定的那些密切个人交往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独特的生产文化，学习区、高技术中心和关系网络等地理现象就不会出现；生产文化是其一部分。第三个是以金融部分和商务咨询为代表的信息服务部门，这些经济活动需要高度的个人相互作用和解释技巧，研究主要集中在相互作用的那些人的文化和相互作用的场所，以及用于解释的符号和话语策略。第四个是企业，强调各种怀疑甚至是矛盾的话语，他们形成高水平的管理文化并且反过来影响企业进程。第五个是消费领域，消费者不再是最大化的理性人模型，关注对商品消费本质认识中的文化敏感性、消费动机以及销售场所。

巴恩斯（Trevor Barnes）则在他关于经济地理学经济与文化的综述性文章中，提出了“混合地理学（hybridgeographies）”的概念，他提出混合地理学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不是简单地把文化置于比经济重要的位置，或者简单地将文化和经济的重要性倒了个个，变成文化在前，经济在后；第二，经济地理学应该认清并使用各种方法论策略，定量的统计和定性的民族志兼顾，而不能成为方法论的一元论者；第三，不能将某种特殊的现象限制在某个特殊的尺度，如文化不仅仅是本地内生的，经济也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典型的例子如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不应该自然地假定经济或者文化就会在某个尺度上产生，而当务之急是去评价经济与文化混合以后其特殊联系的本质和力量，并去探讨它的空间可达性（Barnes，2005）。学者认为这种混合的地理学比单纯片面的地理学要好（Whatmore，1999）。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要解决这种二分，不是简单地靠“混合”等这类术语来解决，需要一个更为彻底的对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检查，因为这些理论和方法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危险，这种二元论会将原本“缝合”在一起的联系和组织撬开（Murdoch，1997）。

当然，围绕经济地理学这场争论仍在继续，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程仍在进行之中，没有特定的答案。本书中采纳的是多琳·梅西的观点。她在吸纳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关于嵌入性的思想（Mitchell，1995）以及凡伯伦（Veblen Thorstein，1857—1929）制度主义（Martin，1994）的基础上，为哈维“资本生产空间”理论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她使用“层（layer）”的比喻，设想参与地方的文化和经济呈现出一种双向递归的关系，在这样做时，她清楚地从马克思古典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移开，并且对经济地理学家从未批判过的领域进行批判（Massey，1984）。她强调了在经济活动研究中文化的重要性，并尝试从某个区域的地方性出发，探讨其与更大网络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