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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研究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国内也已经有学者对城市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作了研究,归纳出四种互动模式,即P0C0模式、P0C1模式、P1C0模式、P1C1模式。在本书中,重点研究的是第四种模式P1C1,侧重于分析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在演替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研究

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四大研究传统之一(Pattison,1990)。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主要包含“人”和“地”两个方面。“人”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是环境的参与者和改造者。随着生产力、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人开始脱离劳动、生产和自然。当产品成为主要的交换对象的时候,原始的自然环境或者称之为“第一自然”就从第二自然中分离出来。“第二自然”由社会生产出来,而“第一自然”不是“第二自然”的剩余物,而是“作为附属品,在普遍化的第二自然中产生并复制出来”。城市是“自然”被改造的结果。城市原始的自然环境为“第一自然”,而城市的道路、建筑、人造植被等是“第二自然”(Gregory,1994)。因此,城市的第二自然空间又被学者们称为城市的“实体空间”。人们生活在“第二自然”中,塑造着城市的“第二自然”,同时受到“第二自然”的影响(Gregory,199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学者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认为城市除了“第二自然”外,还存在社会文化空间。两位新文化地理学代表人物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和杰克森(Peter Jacks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Cosgrove et al.,1987)更具体地说,美国地理学家罗伯特·莫迪(Robert Murdie)指出,城市的空间模型还应包括民族、家庭、经济在内的三个社会文化空间层(Murdie,1968)。因此在研究人与“第二自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第二自然与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关系。

在现有对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关系的互动关系研究中,文化生态学家欧·奥尔特曼(I.Altman)和马·切默斯(M.Chemers)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将这种互动关系划分为“强”式文化生态关系和“弱”式文化生态关系(奥尔特曼欧等,1991)。“强”式文化生态关系强调环境占主导地位,环境以单向因果关系的过程强有力地决定着文化,环境对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链型关系,即A→B→C……;另一种关系是J.W.贝里所称的“弱”式文化生态关系说,直接关注于文化与环境两个变因的相互关系,而较少关心如何去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它们的关系式表现为A→B,A→C,B→C……(奥尔特曼欧等,1991)。这种关系则或多或少带有人文地理学中“或然论”的影子。而国内也已经有学者对城市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作了研究,归纳出四种互动模式(周尚意,2009),即P0C0模式、P0C1模式、P1C0模式、P1C1模式。P0C0模式代表的是实体空间没有发生变化,社会文化空间也没有发生变化;P0C1模式代表的是实体空间没有发生变化,而社会文化空间却发生了变化;P1C0模式表示实体空间发生了变化,而社会文化空间没有发生变化;P1C1模式表示两种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并用相关的典型区案例进行支撑。鉴于现阶段城市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已经相互渗透,已经表现出所谓的“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Lash,1994)。在本书中,重点研究的是第四种模式P1C1,侧重于分析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在演替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了,地区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即两个空间呈现出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对东西方诸宗教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新教精神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主要精神支柱(马克斯·韦伯,1987)。到了以哈耶克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时期,更是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其中这种意识形态在诺斯看来是一种“主观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为社会文化空间,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詹姆斯,2000)。(www.xing528.com)

但是这种互动关系未必都是有益的,如蒙特(I.Munt)和威廉姆斯(M.Williams)两人的研究发现城市实体空间的发展影响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变化,而且产生许多负面结果(Munt,1987;Williams,1987)。他们认为在变化过程中忽略了参与人群的“需求”,虽然考虑到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偏好,却没有将其置于更大尺度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考虑。

城市工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按照空间使用类型进行划分下,从事工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的实体空间,可以说工业空间相对于居住空间、商业空间,其经济属性更强,因此,要研究城市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还需要得益于经济地理学家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家的共同参与。经济地理学家发现,城市经济空间格局背后的动因,除了经济动力外,还有文化的动力。因此,在诠释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形成原因时,离不开“文化”的解释(Barnes,2001)。以下就从经济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两个领域审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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