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团法人的形式有利于基层政权对民间信仰的控制。戴利朝（2012）考察发现：当代地方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复苏是较为宽容的，直到基层民众自组织化活动行将定型，进而推出更大影响的宗教信仰复苏活动时，地方政府才试图对其进行正规化、制度化的管理。一方面基层政权有管理民间信仰的必要，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组织也有向基层政权求得“庇佑”的需要。在基层政权的关怀相待和适当应对下，两者必然能形成良性互动。
“关帝庙理事会负责人在‘关帝、赖爷二庙申请登记发证的报告’中如此陈述：自1981年重建以来，关帝庙‘有过起落，也有过不同的看法和评论，总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历年春秋二季和农历五月十三日圣诞会会期，理事人员都提心吊胆，感到没有上级部门的支持，没有得到政策法律的保障，群众有时在整治社会治安和扫黄、除六害运动时又议论纷纷，对能否保住关、赖二庙心里没底。自己也深有认识，多次请求当地政府要求登记发证，才能得到合法保障，受国家法律保护’。”[25]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组织有寻求国家保护的要求。(www.xing528.com)
当民间信仰的现代组织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以后，为了更好地融入，民间宗教组织的社会职能将发生转化。主要的变化就是对非宗教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介入越来越多。上述关帝庙理事会甚至开始承担组织社区文化活动、社会捐赠等职能。“当地统计资料记载，1986—2000年全县宗教界捐款修路152千米，新建大小桥梁96座。理事会还组建了龙灯队，多次参加县春节文艺活动。”[26]在关帝庙理事会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基层政府与民间信仰组织之间的交集互动状态。这虽然不是现代民间信仰管理的全部状态，却不失为一种可以学习借鉴的范例。基层政权对基层民众在宗教复苏中的自组织活动的引导和关怀，将有利于民间信仰精华尽快融入国家主流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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