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上述民俗学者们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多么大的差别，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了民俗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强调了民俗学的政治性，指出了学科的发展与它对社会是否有用密切相关。
陈勤建（2006）在大约10年之前就已经指出：“一门学科对社会是否有用，直接影响着它的生存和发展。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检验。民俗学，虽然因它的研究对象民俗——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内容的丰富广泛，而形成价值诉求的多元化，但是，综观国内外本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回归生活，面向现实社会，关注经世济民应是民俗学科本位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选择。”[17]他认为，中国民俗学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俗学自身要加强学科建设，关注学科研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经世济民”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关注民俗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俗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全球化下的多样性重构。[18]也就是说，民俗学的发展方向是走向实践，走向应用。田兆元（2014）更直接指出：“民俗学需要的转型，是走向实践与应用的民俗学！民俗学要从资料整理和现象解释，迈向实践与应用！我们把民俗学者称为文化的研究者与建构者！”[19]
日本学者同样认识到了民俗学的政治性。岩本通弥（2008）指出：非遗保护的实践进一步彰显出民俗学本来就是个政治用语[20]。菅丰（2011）也认为，非遗保护的实践实际上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民俗学是一个带有太多政治性的词语[21]。也就是说，非遗保护的实践揭开了长期被忽视的民俗学的政治属性。菅丰提倡“新的在野之学”，“他不再把学问当成职业研究者的工作，不再只是通过共同的研究、实践以及应用以加深对地方的理解，不再把民俗学仅仅定位为发现地方的问题，从而进行解决的知性活动，而是强调1.应用性与实践性，以“有用”作为目标，并在社会上接受评价；2.摆脱学问的领域，走出学术界的小圈子，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并贡献自身的睿智；3.摆脱立场与属性，与来自不同群体、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士合作；4.共同协作，即与不同的行为者基于平等协作的理念共同“治理”；5.在地方性的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感同身受的问题，选择采用基于现场的方法予以归纳与理解；6.不断反思这一合作过程中所应用的知识与行为，以维系后续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22](www.xing528.com)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民俗的政治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但它却始终存在。比如民俗学诞生之初，因为配合新文化运动而强调民俗事项的阶级批判性。但实际上，这正是民俗学政治性的一种深刻体现，正如卢晓辉（2013）所说：“我认为民俗学本来就是一门为民主、争自由的学问，在当下的中国，想想我们生存的环境（套用豫剧《朝阳沟》里的唱词来说：我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民俗学者全然不顾身边的现实，去做一些无关痛痒、可有可无、孤芳自赏的所谓‘学问’，无论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挺残忍和‘奢侈’的事情。”[23]
与社会学、人类学相比，民俗学在政治研究方面非常缺位。有学者统计指出：“在知网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题的论文有700多篇，以‘政治人类学’为主体的有120多篇论文，但以‘政治民俗学’为主题的论文目前一篇都没有。可见，作为民俗主要功能之一的政治功能完全被民俗学研究所忽视。”[24]所以，田兆元（2014）倡导建立政治民俗学，认为民俗学的当代转型主要应该转向对于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如此，民俗学才能站到社会的前沿，掌握主流话语权力。“政治民俗学主要研究民俗的社会治理功能，民俗认同建构功能两大问题。同时也要关注民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问题。除了这些功能性的研究，我们还应该研究政治民俗的形态结构，实现方式，应用强度，以及相关社会冲突与和谐问题。要让政治民俗学成为当代政治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的一项工具。”[2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