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社会化保护运动开展的13年来，举国上下掀起一股传播民俗文化知识和应用技能的热潮。民俗学从原来的冷门学科迅速上升为炙手可热的热门学科，一大批民俗学家不得不暂时离开平静冷清的书斋生活，投身到民间文化保护的工作中去。中国非遗社会化保护的理论模型来源于传统的民俗学。田兆元基于此，提出了民俗学变革的意见：民俗是一种非日常的生活传统，它是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一种文化精华形态，在当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地方文化建构中，这一特征表现明显。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和研究者，民俗学者承担着社会风俗建设的使命，更承担着提升学科地位的职责。我们要把研究文化精华的立场写在旗帜上，主张社会规则的遵守，主张民俗信仰的追求，主张审美境界的提升，正确定义民俗的概念，明确民俗学者的使命。[22]
田兆元提出：如今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脱离社会缺少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民俗学必须自我反思，提高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主性，把民俗定位为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文化资源和为精英创造民众认同的文化精华，让民俗学在国家与地域认同，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促进以及地方风俗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开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民俗学转型的重要举措。而支撑这种开拓的理论资源，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和实践中获取。民俗学的中国话语可以开放地、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这样中国民俗学可以对于世界民俗学起到拯救和引领的作用。[23]
田兆元教授的“开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研究是现代民俗学转型的重要举措”的主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与反响，由此我们认为中国非遗的理论模式有了新的突破。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表现出他们的不同意见和担忧，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博士认为：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24]施爱东博士担心的“学术与时政的结盟”有一定道理，因为学术研究自有其范式的发展，和时政要有一定距离。但非遗保护运动在今天的中国将成为一种常态，不会很快就落幕。(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基本看法是，用人类学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工具。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广西民族学院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徐杰舜提出六个方面的观点：人类学的学科定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民俗学的人类学取向，决定了人类学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工具；人类学的理论特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价值；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能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人类学对于弱势文化的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重要支持；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研究方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徐杰舜指出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普同性、整体性、整合论和文化相对论等特点，使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密切，借助于人类学视角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其间，徐杰舜还让其在浙师大任教的学生林敏霞博士根据自身田野作业的情况，从田野调查的实际出发作了实证补充。
徐杰舜认为：当前民俗学面临很大的学术困境。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准备。当代的民俗学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做了对民俗事项的分类，对作为民俗活动者的“人”的研究较少。其次，民俗学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作好准备，仍需要广大民俗学者深入研究和不断探讨。民俗学对人类学的理论借鉴，只会促进民俗学的系统研究，不会影响其学科的独立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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