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化保护研究中的瓶颈问题及优化方案

中国非遗社会化保护研究的“瓶颈”问题是什么呢？学术界一致认为是非遗生存的生态问题：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大趋势，特别是我国城乡目前呈现的赶超型的、跨越式的发展，使赖以滋生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壤——农耕文明或快或慢地处于瓦解状态，加之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迁，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延续出现了衰微的趋势，有的甚至面临濒危的局面。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渐趋式微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下列几个：（1）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的衰落以及宗法社会家庭和人伦制度的衰微；（2）农村聚落及其人际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革；（3）传承者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

为此，很多学者发表了许多具体的中肯意见，如原宁夏美协常务理事，宁夏作协副主席，现宁夏文史馆馆员马知遥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是否能并举？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许多文化遗产“空心化”。目前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我们的确保护了许多古村落、古庙宇、古建筑，传统习俗，却少了对这些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空间的关注，尤其少了对生活其间的人的关注。一些荒唐现象就出现了：传统文化还保留着，却已经找不到继续生存的可能，或者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喜欢和理解此种文化的公共群体。^[13]

与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更令人担忧，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链条正在中断，面临断代的困境。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俗学家冯骥才曾痛心地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如汶川地震使羌族文化传承人严重受损，造成了非遗文化的断代和重大损失。文化部部长蔡武也曾说：“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60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1／3；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20多年前时统计总量的三成，其中河北、山西两省近2／3的传统舞蹈失传。

冯骥才在《文化可以打造吗？》一文中指出非遗衰落的原因是：现在非遗的生态环境改变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的急功好利，其中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发展旅游。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这种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设完全是两码事。比如近10年来，有地方举“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14]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指出，目前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存在四大现实问题：一是濒危情况日益严重，二是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三是社会化保护水平较低，四是合理利用有待发展，所以，非遗保护始终徘徊在“官方窘迫、民间寡趣”的状态。^[15](www.xing528.com)

也有学者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孙晓霞曾直言：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吉首大学民俗学家胡炳章则认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16]

这些意见对改进非遗保护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中国的非遗社会化保护将在这些批评中与时俱进，适合新形势的需要。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创意和开发常常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专家对地方政府或者学界出现的“产业化”“开发”“创意”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抵触，但这不代表文化遗产不能进行开发性的保护，这两者在新形势下是能统一的。在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生产性保护和商业性经营应该成为保护工作有益的补充，而且生产性保护和商业性经营应该根据不同对象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在不破坏文化遗产原貌的情况下，获得保护和发展的经济利益，无可厚非。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滋养和哺育着每个华夏儿女。我们要不断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活力，使其成为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竭动力。^[17]我们只要坚持非遗的这种精神实质，坚持在非遗问题上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共识，那么在农业社会产生的大部分非遗，也能在工业社会——甚至在“后工业时代”发挥其积极的精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