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甚至有人将我们这个时代称为“非遗时代”。中国是非遗大国,非遗资源多达8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涉及所有传统知识和文化形态,遍布生产、生活和历史文化各个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郑土有、西北民大社会学学院院长郝苏民等人都普遍认为:这次有法律作为保障的全国性非遗保护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明确了非遗保护指导方针的理论意义;(2)全国都已经建立了非遗的四级保护名录;(3)明确了中国非遗的“抢救性”“生产性”“整体性”等三种主要的保护方式;(4)从中央到地方定期召开了非遗联席会议。
2005年召开了国家和地方部(局)际联席会议。该联席会议的主旨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其领导机制、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中的指导协调作用,全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落实了如下几项工作:(1)编制和执行“十二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推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3)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和重点项目;(4)开始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5)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6)开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7)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6]
非遗保护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出版了非遗百科全书和媒介参与并实现了数字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说:从人类历史来看,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有编写百科全书的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二战”之后的美国都是例证。如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要记得住乡愁,就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出版百科全书标志我国非遗保护和研究的成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百科全书既要有纸质版,也要在互联网时代利用新的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出电子版百科全书,让更多人能够受益。”[7]
媒介在参与“非遗”的保护与开发中,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嬗变的“规律性”。媒介要善于发现不同文化生态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对两者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与记录中,总结、归纳、发现其相互作用、嬗变的文化规律。通过媒介参与的“主动性”挖掘“非遗”的“客观性”,并使之转化为大众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创新的社会信息环境,这些应当成为媒介参与的常态性工作。同时也是一种非遗数字化的保存与传播。(www.xing528.com)
从事非遗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还注意到各地非遗社会化保护工作的各种模式,如北京、青岛、莆田、宁波等地,都有其可取的经验。北京西城区提出“社会化传承”的保护模式,其中有两大亮点:即“非遗服务进社区”和“非遗传承进校园”。
据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非遗科科长徐晓辉介绍,西城区文化委提出了“非遗双进”的工作理念,相继出台了“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活动”的通知,联合教委制定了“关于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通知”并下发全区中小学。西城区非遗“社会化传承”找到了两个重要突破口。非遗服务进社区就是让传统文化和非遗的一些服务项目更多地走进社区、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便于社区民众了解非遗项目,促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西城在全区15个街道开展了非遗服务进社会的活动,其中传统中医药、传统体育类和传统手工技艺等类的非遗项目走进社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非遗服务进社区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非遗服务进社区从具体实施上看,重点为辖区居民提供传统文化特色服务,如演出、讲座、体验、养生、健身等,并形成菜单推荐给社区居民。从2013年开始,西城区联合教委将非遗项目形成套餐提供给各个学校,各类非遗项目和活动由学校任选,非常地灵活便利。目前全区大概有25所中小学校和少年宫开展了相应的活动,传承人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还重点面向中小学进行传承和普及,形成校本课程,建立传承工作室。目前,全区30余所中小学已经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本课程,年授课800余堂,非遗专场演出30余场,体验活动60余场。[8]
与物质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地体现与蕴涵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品格、群体思维和文化意识,因此“非遗”是活态文化。王文章指出:国家政府关于“非遗”保护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始阶段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9]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更多地依靠全社会所有的人有意识地保护与传承,更需要企业的参与,才能有较为充足的保护资金与人脉。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非遗”传承模式与当今社会日益脱节,需要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才可能更好地解决。
日本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文化产业紧密结合的一些具体模式值得中国学习,如投资的官民连携模式、[10]文化产业的“整体推广”模式、[11]文化与旅游结合模式[12]等。日本人把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称之为无形文化财,提出要真正认识“日本的魅力”,推进“感性价值创造”的国民化活动,并和正在兴起的文化产业紧密相连。中国相比日本是个文化资源大国,要整合政府、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保护和传承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成为我国特色文化产业的有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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