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文化还是商业？

理解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中国电影，对于“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出现首先要有历史性的考察，亦即理解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历史根源，在深层的历史推动力上把握文化产业的兴起。1950—1970年代，由于当时文化被视为一种高度政治性的、改造人的力量，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处于一片空白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产业尽管在1980年代中前期没有直接出现，但类似的构想开始浮现。1980年代中前期，思想界开始热衷于讨论世界新产业革命，在当时以日本为重要学习对象的现代化浪潮中，各类分析日本第三产业的文章大量出现。1980年代中后期，思想界开始尝试在第三产业的视野中理解文化，讨论文化艺术的商品属性。1988年，“文化工业”这个字眼就目前文献所见第一次出现，李建中在《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发文讨论《论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文章从经济学视野出发，将自己的分析称为“文化经济学”，讨论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该文比较谨慎地从马恩全集中寻求支持，强调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属性，注重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但重心所在，已经侧重于文化的市场分析，其中所举的例子，就是对于当时电影市场的分析。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从文化产业视野出发分析中国电影。但就1980年代的整体氛围而言，对于“文化”的理解其实延续着从“五四”到“文革”的思路，文化依然被视为一种改造性的力量，关切着国家、民族、精神、文明的走向，从产业角度解读文化的思路，在当时只是潜流。

伴随着19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文化产业开始迎来发展期。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讨论我国文化产业及其产业政策的文章开始出现。1993年，文化产业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9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发《文化产业在崛起——深圳特区文化建设速写（上篇）》（作者周庆），将文化产业视为特区改革的重要创新。从1993年开始，尽管有“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冲击波，但“文化”整体上不再被视为自外于“经济”的对抗性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的讨论越来越多，随着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产业的讨论迎来了大繁荣与大突破。

新世纪以来，作为党和国家发展道路最根本的体现，“十六大”报告明确把文化建设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十七大”报告对此有更明确的阐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要将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十八大”之后，作为具体的举措，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国家将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文化产业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真正迎来了高度发展。

电影的产业化改革与文化产业思潮几乎同步，作为对“十六大”报告的回应，2003年1月11日至12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京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呼吁“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电影产业的改革发展创新”。2003年9月2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三项新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尹鸿教授认为，“这三个规定或者‘暂行规定’，在新的《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再次为电影产业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对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的资格准入，对于外资进入中国电影业，对于调整电影审批制度都做了若干更加有利于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调整。”^[4]对于2003年颁发的新规所蕴含的变化，尹鸿概括为以下七点：第一，在保护国有电影企业前提下，基本开放电影制作环节；第二，在坚持电影进口专营权的同时，开放电影出口权；第三，在限制外资的同时，面向国内开放电影发行环节；第四，基本开放放映环节；第五，放宽中外合拍影片的条件；第六，调整电影审批方式；第七，引入市场标准改革电影评奖方式和基金发放方式。^[5]2003年以来，电影产业发展迎来迅猛发展，资本迅速拥入，影片数量快速增长，票房不断攀升，院线建设与观众人数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正如研究者所言：“几年前曾经因‘保守’而饱受诟病的中国电影业，近几年却成为了中国文化产业中开放最‘彻底’、改革最‘坚决’的领域。”^[6]这种产业化的发展热潮一直持续到今天，截至2013年底，中国电影票房收入217.69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自2002年“十六大”以来平均增幅超过30%，城市影院观影人次达到6.619亿人次，为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最高值。^[7]

纵观改革30年来对于文化产业乃至于电影产业的理解，一条贯穿性的线索，是服从于市场经济的认知，将文化产业视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在“调结构”的要求下，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被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点，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在中国电影票房市场跃居世界第二位的态势下，从经济学视野中分析电影工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研究蓬勃兴起，如分析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融资、制作、发行、利润、品牌等各个环节。

此外，由于电影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它特殊的文化产品属性，意味着电影文化产业研究不是完全的经济学研究，同样带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具体来说，近年来比较侧重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强调中国电影借鉴文化产业成熟的生产与传播的手段，更好地传递“中国故事”。(www.xing528.com)

最后，是文化产业领域的比较研究。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始终紧密地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如中国电影业对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讨论。由于美国电影产业高度发达，具有成熟的经验与史料，这方面的研究蔚为大观，无论是对于迪士尼、华纳、20世纪福克斯、环球集团、派拉蒙、索尼等电影公司的分析，还是对于美国电影协会、经济公司、影视法规、电影教育的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

以往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上述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值得反思的是，三种研究范式，也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就第一种即经济学研究范式而言，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电影，是否可以抹杀自己的精神属性，被抽象化地纳入市场视野中，完全服务于经济规律？我们看到，近年来这种经济学分析对于中国电影的把脉，有时候全然落空，无法解释有的貌似符合经济规律的电影为何票房惨淡，而有的电影则全然相反。换句话说，离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离开对于当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把握，抽象地在经济模型意义上讨论电影，有可能以科学的面目出发，走向科学的反面。

就第二种文化研究范式即文化软实力研究而言，该研究比较侧重电影的具体历史内容，但有时过多地陷于对于电影的意识形态要求，过于看重传播的重要性，忽视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实际效果未必理想。如何在文化产业的视野中更有效地勾连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生产与传播，思想与艺术，综合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效益，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三种比较研究的问题在于，将中美的电影发展抽离出各自的历史进程，变成抽象的模型予以比较。这同样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思路，将经济视为一个高度自治的领域，受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

本章的研究，尝试对以往的研究路径作一次有效的综合，尝试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讨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借助于波兰尼《大分流》的观点：“‘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8]只有将市场视为“嵌入”社会中的市场，产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自洽的领域。只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而不是在抽象的经济规律或艺术规律中予以把握，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电影近年来兴起的秘密，更好地把握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