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产业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电影,近年来首推尹鸿教授与他领导团队所作的贡献,该团队从2002年开始,每一年发表一篇当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备忘录,对于电影产业格局、电影票房、电影观众等各个方面展开梳理。相关的产业分析与各类蓝皮书,大体上是参考尹鸿团队的数据展开分析。这种注重数据、表格、饼状图与柱状图的研究模式,也是目前电影产业化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无疑,这种研究模式有效地填补了以往电影研究侧重文本分析、轻视产业研究的不足,将电影研究从借助于大量文学理论分析方法的文化研究,转为向经济学倾斜的文化经济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模式呼应着新世纪之交中国电影产业的转型与迅猛发展,对于业界提供了更直接的、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电影产业研究也是对于以往在人文研究格局中较为边缘化的电影研究的一种突破,通过与电影产业链的衔接,重新获得相关的资源与活力。
在这种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与国家意志对于电影产业的介入与征用,在强调电影产业的“市场—资本运作”的这一面向之外,开始强调“国家—价值观念”的另一面向,即将扩张中的中国电影产业视为有效的国家价值观念的传播媒介。
不过,目前电影产业研究模式也遭遇到自身的瓶颈,由于大量研究者“半路出家”,以人文学科的知识结构对接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研究,导致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是将一些较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电影领域,缺乏成熟的电影经济学的特定方法。比如作为电影所独有的销售模式,怎么理解院线的排片?怎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要素决定了院线的排片表?这方面我们缺乏成熟的经济学模型予以分析。诚如孙绍谊的提醒:“尽管作为传媒和电影研究的分支,传媒产业和电影产业研究似乎已了然成形,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语境中,传媒和电影产业研究仍面临着理论贫弱、学理匮乏、方法混杂的诟病……尽管有‘跨学科’这样的时髦字眼的修饰,如果不具备自身的学理根基和方法论基础,仅凭对一些粗放数据和图表的常识性阐释和总结,辅以策论性质的各色‘皮书’和年度报告,也很难确立电影或传媒产业的分学科身份”。[1](www.xing528.com)
作为参照,海外的电影产业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上文孙绍谊所概括,海外电影研究大致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文传统与1930年代出现的、注重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大众传播”研究范式。电影产业研究同时受到以文化批判和文本分析为主线的人文传统与以产业量化考察和阐释为主线的大众传播理论传统影响,大致形成以下五种电影产业研究的方法和思路:(1)批判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理路;(2)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族群志和田野考察方法;(3)历史研究方法;(4)传媒经济框架下的电影产业经济研究;(5)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理路。[2]孙绍谊引述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如:Cf.Horace Newcomb and Alley Robert,The Producer's Medium:Conversations with Creators of American TV(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Todd Gitlin,Inside Primetim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3)、Robert C.Allen and Gomery Douglas,Film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McGraw-Hill,1985)、Douglas Gomery,Shared Pleasures:A History of Movie 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Janet Wasko,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Beyond the Silver Screen(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4)在此基础上,孙绍谊指出:“从历史看,尽管传媒经济抑或‘文化经济’的路径与方法在电影产业研究领域间有影响,但源自人文学科的社会、文化批判和美学分析传统,以及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路却是电影产业研究的主调。这一总体分析框架也应该是当前电影产业研究所坚持的方向。”[3]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讨论,从文化产业的视野出发,目前存在两种研究的思维定式:第一种路径,侧重于文化产业的“产业”维度,将产业发展规律视为经济规律的一部分,从美国等国家成熟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概括出“普遍规律”,在普遍规律比照下讨论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这种讨论的路径,基本上可以视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经济学研究,长处在于经济学研究一贯的“科学化”优势,不足之处也正是经济学研究作用于人文对象上常见的缺憾:不考虑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的因素,将文化活动完全“去历史化”。第二种路径,侧重于文化产业的“文化”维度,将产业发展视为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注重电影发展对于本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传播。这种讨论的路径,基本上可以视为对于中国电影的文化学研究,长处在于重视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特殊性,以及作为价值传播载体的重要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忽视电影的产业属性与资本属性,仅仅限于文化范畴来理解电影发展,对于电影产业链的制作—发行—放映而言,往往只侧重对于影片的制作分析,而制作分析又局限于对于电影的文本分析。本章尝试在以上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于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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