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金融服务的政策和机制优化方案

文化金融服务需要获得一系列相关机制和政策的支持，各个主要国家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文化金融服务的市场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国际流通政策等。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哪一个区域的文化金融服务比较发达，市场发育比较完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金融、保险、商贸、科技等产业规模比较庞大，那么这个地区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

顾江、高莉莉（2012）《我国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估和提升——基于31省市数据的实证分析》，^[19]采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研究框架和基本评估。这一研究成果，形成了五大产业因子的框架，其中的第一大主因子为产业实力因子，包括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文化产业增加值、内资文化企业的总资产等九大指标；第二大主因子为产业支撑因子，包括该省市入境旅游者人数占本地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文化事业费支出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重等；第三大主因子为产业效率因子，包括当地文化产业万元资产利润率；人均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等，以反映当地文化产业的经营水平；第四大主因子为产业基础因子，包括当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内资文化企业资产利税率、文化部门完成的科研项目数量等，揭示了文化产业可进行长远开发的基础资源；第五大主因子为人才储备因子，包括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士占文化产业科研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等。

这一研究成果揭示出：一个地区文化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最终取决于该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活力，特别是包括了文化金融服务体系的发达。从全国31个省市内外资文化企业资产这一关键性指标看，上海为最高，广东第二，江苏和浙江位于第三和第四，它们恰恰是我国各省市中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和市场活力最旺盛的地区，也是我国文化金融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国际投资和商贸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大量数据分析表明：一个省市的内外资文化企业资产额度越高，文化金融服务体系越是发达，该地区的文化企业的数量就越多；而市场主体数量越多，市场化程度越高，该地区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就越强盛，这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正如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国旺（2015）等指出的：一个区域和整个国家的文化金融创新包括多个方面：^[20]一是资源创新。文化金融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精神产品，这些资源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中国文化金融需要有定价权，需要有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中国文化金融的资源不仅是国际国内的，有货币、有商品、有资本形态的，需要相关的产品设计。此外，文化资源具有价值体系，也有主体体系，还有不同的产品形态。二是品牌创新。既有交易所的品牌，也有各种社会品牌的国际化。环顾国际化的品牌中，中国可以打响全球知名度的，实际上只有华为等少数著名品牌。上海等城市有很多老品牌，但是竞争力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潮流。要让已经沉睡的品牌苏醒过来，就需要文化金融的大力支持。三是论坛平台创新。通过论坛国际化，成立国际委员会，最终使得全世界、中国的交易所也要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达成行业共识，推出行业标准的制度，推出行业相关政策的议案，提供给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四是技术创新。中国文化金融建设要符合新常态的要求，围绕着产品交易方式的服务必须是互联网化的。五是产品创新。文化金融服务产品有商品形态的，有货币形态的，有资本形态的，还有资本形态的衍生品，更高级的是跨产业相融合的文化金融服务产品。要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的话，文化产品交易必须金融化、资本化甚至期货化。六是市场创新。中国文化金融产品的市场，不能关起门来，假如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把全球的品牌整合到平台上来，就能整合全球的市场，推动全球的定价权，使得全球的资源整合成为一体，从而可以降低相关的融资成本，提高文化金融的适用效率和交易效率。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金融是推动产业增长的血液。金融对中国文化产业在新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能够成长为国民支柱性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局来看，金融要促进文化产业的资金融通，哪个地方和哪个领域需要资金，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社会的主要融资力量就应该流向哪个产业，应该以文化金融实践探索为纽带，壮大文化市场规模与体系，大力发展文化要素市场，大力进行文化艺术金融产业支撑体系、政策体系与环境建设，通过金融杠杆的撬动，努力把文化资源开发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建设文化金融的新型服务体系，必须要从培育强大的文化企业集群出发，推动金融创新的路径和手段。为了数字内容、视听服务、动漫游戏、交互媒体等领域培育更多崛起的领军企业，必须有创新型的金融服务作为强大的支撑，而这种创新型的金融服务，必须遵循新的创新理念和创业哲学，努力发现新的对象和新的价值源泉，关注专有技术、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品牌优势等创新时代的要素，使得自己服务的对象既要能够自己产生价值，又有助于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建设文化金融的新型服务体系，必须要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资产的结构。根据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祁斌博士的研究，我国金融结构存在诸多失衡的情况，特别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太大。比较而言，间接融资比较亲近于能源、制造、房地产等产业。而直接融资包括商业信用、基金、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等，让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相对较低。这种直接融资比较亲近于信息、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因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总体趋势是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从20年前的60%左右增长到目前的70%，其中美国达到82%。即便是过去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日本和德国也突破了70%，一些金砖国家如印度等也从20年以前的40%左右增长到现在的66%左右，这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发展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提出的强烈要求。

建设文化金融的新型服务体系，必须要加大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目前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为42%，而且近年来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融资比例很不合理，压缩了对文化产业的融资通道，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亟待突破的一个瓶颈。文化金融的战略地位之所以被凸显出来，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化金融担负着文化资源系统化→文化资源资产化→文化资源金融化与证券化这一基本路径的构建与实现，更是不断推动文化艺术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的重要推手，也是文化艺术价值发现与实现平台构建的主体性力量。所以，在现代经济形态下，通过文化金融的杠杆撬动，使得文化艺术及其资源的开发，成为增强文化艺术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发展新型文化艺术业态，提高文化艺术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资源基础与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