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文化金融新型服务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科技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产业理论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前沿领域,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契机。邓小平1991年春节在视察上海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这一精辟的论断,今天仍然指引着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进程。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与金融业深化合作的进程,文化金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正在逐渐成形。它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合作,也不完全是服务于文化产业的金融手段,而是指在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权资本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文化金融理论作为引导,以金融手段推动多种资源流通和优化配置,以金融驱动文化价值链重组的产业新形态。而文化金融本身是城市高端和专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强大文化生产力主体的引擎。
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证明:一个世界文化强国的实力,体现在有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念、活跃的文化创新能力、强大的文化产业、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文化产业,其主体就是强大的文化企业集群。文化领军企业的壮大需要各项要素的良好配置,包括丰富的资本和资源供应,包括金融资本、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才能通过形成良好的资源整合,进而形成强大的文化生产力。正如刘德良(2014)指出的,要以“轻资产”为核心构建文化金融创新体系,突破目前我国文化企业特有的资产形态和结构,对传统金融业务介入的限制。他引入了“文化固定资产”的概念,指出在2013年8月,根据联合国最新修订的第5版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美国对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也作了重要的修订,特别是对“文化固定资产”进行了分析。把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作为固定投资,特别是把有关娱乐、文学和艺术原创支出也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纳入统计范围。随着这一概念的突破,将有助于把更多“轻资产”的文化资产纳入新型的文化金融抵押融资的范畴中,形成无形资产价值链等新型的金融服务产品,和供应链贷款等新型的服务手段。[2]
在金融资本、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中,资金是核心的资源。在金融资本供应充分的地区,说明那里的市场发育比较完善、资本的流通比较顺畅,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的价值交换十分活跃,那里的文化和创意产业活动就越活跃。这些不同资本形式的累积效应和相互影响就是可以衡量的“创意成果/产出”,它包括经济产出、激励性活动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创意产品、服务与成就。而这些决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累积效应是以创意成果或产出为表现形式的。从全球范围看,撬动这些资源进行密集流通和价值交换,转化成为可投入资本的主要杠杆,就是金融。有鉴于此,花建(2014)指出:金融服务对文化企业的壮大具有五个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3]
第一是资金融通功能,它通过金融的价值交换作用,以知识产权作为核心的资产,让各种文化企业以比较合理的成本筹措到需要的资金,发挥对资金的筹措、动员和汇集作用,使得文化生产、文化贸易等活动拥有比较充沛的经济血液。
第二是资源配置功能,它让金融机构监督文化企业使用资金,并且根据有效的规则,通过共同分担和重新包装的方式改变风险,把资源分配到回报率较高的文化产业项目上,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让金融资本获得应有的回报。(www.xing528.com)
第三是风险管理功能,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机制,帮助各种文化机构和企业管理层,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对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发出必要的警报。
第四是价格信号功能,通过有效的金融手段,分析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的各种要素流动,向实体经济提供明确的金融信号,帮助他们作出明智的战略决定。
第五是国际化平台功能,通过国际化资本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来推动各种国际文化贸易,增强城市和国家文化软实力,让人类共享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这五大功能,犹如给文化产业安上了强劲旋转的五叶螺旋桨。如果没有这一个强大的螺旋桨,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建立强大的文化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巨轮要驶向太平洋,成为强大的国际蓝水舰队,也是难以实现的。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各个层面上,对文化金融新型服务体系前沿作出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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