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优化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属于复合性研究，既涉及政治学、管理学、法学、政策分析科学等诸多基础理论，也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紧密相连。目前，相关研究对文化政策的界定中，一般并不严格区分“文化政策”与“公共文化政策”。所谓“公共文化政策”，即社会公共权威（通常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的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其作用是规范和管理公共文化事务，指导有关文化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动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大型文化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常常表现为国家或地区的重要领导讲话、文化规划、文化法规、文化经济政策等多种形式。^[2]近年来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在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主要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转型发展、功能定位、政策影响机制、存在问题以及在文化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相关领域。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从原来的文化事业建设体制转型而来，一方面传统文化事业体制的基本架构还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制度框架的重大变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在运行和管理机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公共文化政策的功能和内涵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既包含了基层文化单位的功能建设，同时又超越了传统文化事业体制的本位，具有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意义。”^[3]“从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这一过程体现了政策措施背后出发点的转化：从计划性的自上而下文化产品供应商到尊重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自主权和选择权。”^[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世纪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政策。建设一个以公共文化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我国公共文化领域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公共文化建设的体制转型也深刻影响了公共文化政策的功能定位，“文化政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公共空间内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或管理，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文化活动创造某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尊重和促进公民文化权利和国家文化主权，保护文化遗产，建立文明传播的多样性格局。”^[6]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认识公共文化政策的重要功能体现了学界研究的最新发展，“文化治理中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国家治理的目标追求。文化政策是它最重要的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建设和道路选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的主题和主线”。^[7]

与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不相适应的是，当前公共文化政策还未形成完善、系统的体系，很多方面还存在缺位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参与不足；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绩效缺乏评估等等。^[8]一些学者还对2011年开始的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重大政策设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项目制主导之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很少在乎文化服务是否真正满足民众的文化需要，或者民众真正的文化需要是什么，这就导致文化服务的缺位与错位、大部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无法下沉到基层（特别是社区层面和行政村层面），尤其是很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远远超出了百姓日常的活动圈，很多文化服务设施闲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无人问津，公共文化活动组织涣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并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项目）建设是把有限的文化资源分配到少数几个基础较好的地区，其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9](www.xing528.com)

在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分别是工具性政策研究路径和批判性文化研究路径。工具性政策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某一现实文化问题大规模的调研，为政府制定某项具体的文化政策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其主要目的是知识服务于社会再生产，并且是以政府为社会再生产的权力、权威和责任的核心，这种研究方法一般被视为是行政性研究，有助于巩固和维持社会权力结构的现状。批判性研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批判理论，旨在通过“质化方法”检视其主题中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并主要开展微观政治的分析与对抗，致力于将知识与社会进步相结合。^[10]此种研究方法一般不对文化政策的制定本身提出具体的意见，而是着重研究公共文化政策背后的复杂权力关系及产生社会文化影响的内在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