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较早借助于霍斯金斯与米卢斯的“文化折扣”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李立峰，他的两篇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Francis L.F.Lee，2006，2009）的论文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刊载在国内学术刊物上（Francis L.F.Lee，2008，2010）。其《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以美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绩效为例》（2008）一文，通过分析1989—2004年在香港上映的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数据，检验了喜剧片、动作片、惊险片、爱情片、科幻片、冒险片、家庭片、歌剧片及恐怖片九大类型的好莱坞影片在香港市场的文化折扣及票房的可预测性。其研究结果表明：喜剧的文化特定性最高，科幻片最为普遍，其他电影类型的结果较为混合；媒介产品的国内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该产品的国际成功程度，但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增加时，可预测性进一步减弱。[8]在《电影成就的文化折扣：奥斯卡金像奖与美国东亚票房》（2010）一文中，李立峰以奥斯卡金像奖为例，研究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美国电影在9个东亚国家／地区的接受过程。其研究结果表明：奥斯卡剧情类奖项与特定文化的联系更紧密，文化特异性更强，更容易受到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文化折扣的影响；剧情类奖项的获奖影片不是总能够吸引东亚影迷，但获得非剧情类奖项（配乐、视觉效果、特技等）对美国电影在东亚的票房表现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制片人越来越倾向于制作那种场面恢弘的电影。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电影吸引全世界观众的是其恢弘壮观的场面，而不是其叙事和情节。[9]可以说，作者的这一判断与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制作续集、前传并且往往以动漫人物为主角的倾向是吻合的。
借鉴李立峰的研究方法，程静薇、马玉霞（2014）同样采用“票房比率”作为文化折扣的初步参照指标，对美国电影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折扣”情况进行了研究。两位作者采用2009—2013年美国影片的中美票房横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检验不同类型及不同版权属性的美国影片在中国市场的文化折扣度问题。其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电影类型的文化折扣情况与李立峰的研究发现相吻合，动作片、科幻片、冒险片、灾难片的文化折扣度相对较低，剧情片、家庭片的文化折扣度相对较高。引进片的版权属性在文化折扣度问题上的检验也是显著的：“买断片”的文化折扣度相对较高，“分账片”的文化折扣度较低，合拍片的票房与分账片相比有较大差距、文化折扣也高于分账片，原因一是中方一直在中美合拍片中处于弱势，一些合拍片的主要目的是为占领中国市场，但质量比不上分账大片，导致我国观众不买账；二是中美合拍片很大程度上只是资本和明星的简单叠加，一味打“明星牌”，内容并不适合本土观众口味。[10](www.xing528.com)
陈林侠、杜颖（2013）则对韩国电影进行了有关“文化折扣”的计量分析。两位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韩国电影在北美市场“表现不佳”，远逊于电视剧、音乐等：自1980年代以来截至2013年3月25日，北美电影市场的外语片数量为1405部，但韩国电影仅顺利发行了35部；35部韩国电影总票房为1167万美元，单片票房仅33.35万美元，与北美市场外语片单片平均票房115万美元相差甚远；9部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韩国电影单片票房平均仅有30.9万美元，低于33.35万美元的平均票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北美市场对外语片宣扬国家至上、民族主义的战争类型越来越冷淡；韩国电影具有较强的政治传播意识，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表达，试图在当下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紧张形势中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公共舆论，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概而言之，韩国电影以极端叙事推进商业化的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文化折扣现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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