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主要理论观点及优化趋势

在美国生态批评的倡议者切丽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看来，“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2]这种观点同样在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强调“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需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3]可见，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

生态批评所关注的领域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哲学认识论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主客体关系之争：坚持“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论和环境与人类对立的二元论。在整体论看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和张载等人总结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说法，以及古希腊的有机整体主义思想，均体现了人与自然同为一体的生态哲学观。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则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等诸方面对立起来，使自然界与精神世界分离开来。尤其是科学主义形成以来，自然被物化，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客观世界”，人则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哲学教义开宗明义地指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来主宰世间万物。这些二元论的思想无疑为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其二，是通过对具有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品研究，并以此为基点来重新建构生态批评理论。既有从正向意义的视角来挖掘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也有从负面价值的视角批评那些反生态思想的作品，借此来重估以往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重构经典文学作品新格局。

生态批评的兴起，将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引入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迄今已有场所现象学、环境史、民族人文地理学、全球化理论、性别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等批评模式和实践方法陆续被引进生态批评实践之中，使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批判性等特征更其明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的研究重心向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位移，成为超越了国家、性别、种族、阶级等单一视角局限性的一种新的批评视角，其批评理论的广阔视野，要求生态批评与其他文学理论予以整合并进行多种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4]

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出发点、概念话语的使用、研究的视角以及学科的建设上。首先，生态批评源自文学批评向科学的跨越。生态批评的缘起就是要把“生态学与生态学的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来，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一个学科，人类想象的基础）相对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来说，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普林斯顿大学威廉姆·霍华斯（Willem Howarth）教授在《生态批评的某些原则》一文中，提出如果生态批评家不了解生态学这门课的始末，就无法完全把握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所内含的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以关注自然生态为出发点，把文学批评带回了我们的家园——自然的视野，在科技主宰话语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生态延伸，关注生态危机的生活现实，唯有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科学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跨越学科自身的围栏，与生态科学互动，才能发挥批评的力量。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生态批评开拓先锋约瑟夫·密克尔（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尝试将文学作为了一个模拟生态场，把科学概念——“生态学”引入文学批评，让最新的科学与文学联姻，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围栏和分离的状态，试图从科学与人文联合的视角找出生态学的文学阐释模式，从而使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文学批评有了延伸自身学科的视野——自然生态视野。而自然生态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批评家格林·拉夫（Glen Love）在他的新作《应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和环境》一书中强调文学、文学理论与生命科学相联系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批评的基础是进化论生物学的模式，尤其应该是泛学科的社会生物学的结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生态批评家卡尔·克洛伯尔（Karl Kroeber）在他生态批评专著中也运用了生物学的知识进行论述。布依尔也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生态批评一开始就是从跨学科的兴趣出发的。具体地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阐释潜能；其二，将人文学科与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如威尔逊（E.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和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学说（Gaia Theory）；其三，科学史以及所谓的‘科学学’等文化构成主义理论。”

生态批评跨界不仅体现在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学科跨越，也体现在人文科学内部的学科跨越。它具有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结合为一体的跨越性特征。自从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在“探讨动物与有机和无机世界的整体关系”的意义上首次使用“生态学”一词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态意识也日益增强，生态理念逐渐渗透到文艺、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成为人文科学必须面对的共同的课题，是我们各学科乃至意识形态的共同背景之一。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为生态批评向纵深发展，以及进行深层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提醒人们要把地球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延伸正是本着关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挽救日益危机的大地的伦理倾向进行自然写作文学的研究。田园主义意识的再思考则是利用文学文本论证文化概念的尝试。是对社会文化结构和生产模式发展的重新检视。正如美国的利奥·马克思（Leo Marx）在他的《花园中的机器》一书中所说：“他要利用文学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和集体想象的成果——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进行文化学的阐释。”生态批评的主将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依尔在他的著名生态专著《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以及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指出，要以“投身于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并进而强调“如果我们从聚焦环境的各种视角探究环境问题，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不是确立教条的政治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那么生态批评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文学批评要综合各个侧面的视角切入到生态问题的研究中，使之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学术平台。所以，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特征体现了学科自身方法论的开放的策略。

生态批评的实践性既表现了对现存的前仆后继的理论的反动，又具有对理论的可资利用的拿来主义特征。文学理论家亨利·哈灵顿（Henry Harington）在其与人合著的《在自然的符号下阅读》一书中指出“生态批评普遍带有对理论的不信仰和疑惑”。布依尔则极力避免被“文学理论催眠”。他认为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聚焦的是文字世界，文本一直在自我生成的文本旋涡中打转，文学世界内的理论阐释使得文本与自然事实的距离越拉越大，而文本本来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形而上的西方思想理论之中。他认为至少可以尝试三种路径，“一是解剖病症：界定形式和视野，二是反观传统思想中可资利用的资源，三是思考出可以替代的模式”。^[5]布依尔提出的可能途径暗含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并提出了人文工作者面对生态危机可能作出的贡献。英国米德尔伯里学院英语与环境研究教授约翰·艾德尔（John Elder）则号召文学批评应该与自然写作实践联系起来。他本人则实践着环境叙事写作的尝试。斯哥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文学研究的绿色化》一书中在解析自然写作中的自然意识觉醒的同时，尝试着打破学院生活与物质自然之间的篱笆，从体验中感悟自然意识。克洛伯尔则称：“生态批评就是要避开神秘高深的抽象的文学理论，借着最新生态研究的契机，让人文研究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一些生态批评家也试图将后现代的一些文艺理论引入生态批评研究。印第安纳大学的墨菲（Patrick Murphy）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生态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不成熟”，而生态批评家的作品中又“保留着反理论的，天真的，现实主义态度。”为了补足生态批评理论不成熟的缺憾，墨菲试图把女性主义理论引入生态批评，“强化生态女性主义所认同的相互依赖性和对多样性的自然需求”。^[6]克里斯塔法·曼尼斯（Christa Mannes）试图用福科的权利话语理论剖析人类语言修辞如何造成的自然的沉默化，并主张重建生态中心的语言修辞，改变人类文化的主体意识。苏爱伦·坎帕尔则试图从后结构主义理论切入生态批评，揭露人类意识的迷失和欲望的虚无，从而颠覆人类中心主义。麦克尔·麦克当维尔（Michael J.Mcdowell）则尝试着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切入生态视野，揭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环境的对立关系，拉开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张力。生态批评这种与理论若即若离的不同倾向正是生态批评不同于以往铁板一块的文艺理论的地方，生态批评在向自然延伸其研究视野时，体现了非中心化的互动联系的整体主义的观念。(www.xing528.com)

在卡尔·克洛伯尔看来，生态批评是研究“自然与文化发展过程的联系”，它具有播散的功能。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中寻求文化体验与自然事实之间的联系。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考察作品的个性，和读者反映的个性，因此，“生态批评在文化转向过程中，发扬一种对世界性的差异和特性的宽容的精神。抵制以牺牲文学艺术的感觉、情感、和想象为代价的学术理性”。^[7]无独有偶，英国批评家理查德·克里兹（Richard Kerridge）等人同样将生态批评视为一门新的环境主义的文化批评，认为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8]因此，生态批评就是要把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扩展到整个生态环境系统中，把抽取出来的人的概念重新放归生态整体系统中去，研究他与生态整体系统的各种因素的关系。

可见，生态批评将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它一方面必须是“文学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须触及“生态性”问题。这种“文学性”与“生态性”的整合不同于其他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并不断呼唤着诗意乐观的生存态度，拒斥“对未来的绝望”，从而显示出生态批评的乐观主义精神特质。“拒绝绝望已是生态学发出的指令”。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指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主流艺术已完全失去或遗忘了它的生态根源，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让艺术家们内心充满了恐惧、颓废、麻木乃至绝望的情愫。而随着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必须承认文化不能再继续与维持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分离。因此，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新视野——生态批评虽然不可能逆转对自然生态造成极大破坏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潮流，但却可以和生态学及其他人文学科携手消解和批判人与自然对立、分离的世界观，颠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肆意挥霍滥用自然资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唤醒人类在功利主义驱动下甘为工具的麻木的意识，重新寻找在工业文明中丢失的人与自然整一和谐的田园理想。在此，崇尚“天人合一”观念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有机整体”思想产生了同声共振，成为彼此重要的对话者和借镜者。生态文化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从现代性内部产生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某种程度的纠偏。

中国学者曾永成、鲁枢元、曾繁仁、张皓、余谋昌、王宁、王诺等纷纷对中国古代如老庄哲学中的生态资源以及西方哲学与文学的生态资源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以东方文化为视角的生态学研究方案和观点。曾永成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结合起来，主张“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以生态的世界观来看文艺。他坚持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这容易遭到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反对，不过他也承认要“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鲁枢元提出“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的论点，倡导建设生态文艺学学科和关注精神生态的批评，把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注进一步发展到对人类的精神灵魂的关注。他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将古典情怀与生态现实这样的前沿问题相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浪漫主义”的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了这位中国古代诗人之于当下的意义，也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寻求到一份东方式的解答。

印度第一部生态批评文选的编者之一塞尔维莫尼（Selvamony）审慎地提出了以泰米尔tinai观念构建别样框架的想法。tinai是一种建立在家庭空间、生物环境和神圣性融合基础上的传统世界观。这一理论建构也同样表达了与西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