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正是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应运而生,也是在生态危机昭然可见时初试啼声。生态批评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它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文学批评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20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为了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到1990年代中期,伴随着对“现代性”及其带来的问题反省,生态批评在美国文学界初步形成,进而在其他各国迅速发展。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Grifin)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考核查看后现代世界观的根据,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针。”[1]从文明发展的根本意义上看,回顾100多年前美国作家梭罗(Thoreau)提出的“我们在哪生存?我们为什么而活?”这种基于存在本身的文化反思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更具有振聋发聩的号召力。生态文学批评的代表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生态批评的暴动》一文中指出,尽管在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和自然观念、荒野以及各种空间环境相关的文学文本与运动的批评性阅读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只是在近期,对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思考和描述,越来越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与环境相关的文学研究也才一跃而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批评运动。
在过去的20年里,生态文学批评已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批评现象。从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国内和国外影响来看,生态批评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并成为学术关注点和理论增长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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