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译介学:优化与探索

歌德曾提出一个“世界文学”的概念。他常与人交流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而这种交流是从自己和他人翻译作品实现的。他非常看重翻译，不但自己翻译外国作品，也常常鼓励认识的作家来翻译外国作品。歌德曾说过：“对于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遇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应当将它吸收过来。”^[16]歌德从不承认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会是世界文学的模范，即使希腊文学也不例外。歌德喜欢中国文学，但他不是囫囵吞枣，他用批判与吸收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文学。

王宁在《全球化、世界文学与翻译》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作品，必须通过翻译，所以翻译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该具有一种比较的、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我们就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就能够取得突破、取得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进展。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在今天的研究中，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种民族或者国别文学，而不参照其他的文学或社会背景知识。因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潮流已经打上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也就带有了某种“超民族的”或者“翻译的”意义。世界文学还可以用旅行的文学来表示，travelling literature。由此看来，世界文学远远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而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travelling concept。在其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过程中，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或者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continued life。而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经过翻译的中介，就永远只能在某个特定的民族、语言当中被边缘化甚至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有100多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但是在今天只有少数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所诵读。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译性不明显或者译者的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们不适应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接受土壤。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美国学者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艺术”中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简单折射。第二，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得的作品gain in translation。假如说翻译过去以后并没有使它更加畅销，并没有使它成为经典，那不是世界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我们通过阅读世界文学，可以了解另一个遥远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了解那里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而中国学者王宁修正了Damrosch的三个定义，重新提出定义。首先，他提出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Damrosch消解经典，王宁强调经典；其次，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评价和文学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的视野以及比较的视野；最后，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文化历史演化。

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也不可能学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语言，他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助于翻译。因此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当中，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角色。我们明知道翻译是背叛，但是也不得已而为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殖民文学试图证明，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例如英语之内，文学创作也愈发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国际英语文学研究便应运而生。因此，世界文学的概念再也不是确定不变的了，因为它在各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已经发生了演变。(www.xing528.com)

王宁在《“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中指出，“世界文学”最早由歌德提出，后来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新阐释，逐渐打上了文化全球化的烙印。经过100多年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世界文学已经从早先的“乌托邦”想象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一种审美现实。世界文学之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版本，与翻译的中介不无关系。正是由于翻译的干预，一些原本仅具有国别／民族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成了世界文学。虽然“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文学，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却十分边缘。为了早日使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当前翻译的主要方向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

需要说明的是，翻译是改写，许多非英语及非瑞典语的民族文学作品，其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与翻译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劳伦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是美国坦普尔大学安德森人文学院的著名翻译家与翻译理论教授，在2010年发表的《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一文，韦努蒂也强调翻译推动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并认为如果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的确，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国际性书写。翻译把民族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因此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由于达姆罗什强调翻译推动民族文学在语际传播而走向世界文学，那么翻译怎样的文学作品也取决于当下目标语读者群的审美趣味，所以一部分当代文学作品也因此被读者、译者与出版者操控而进入了世界文学。也正是如此，达姆罗什所定义的这种“毗邻而居”和“通家之好”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说到底。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当然，达姆罗什所给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也存在一些思考的误区。如民族文学的主体不尽然是以那些已经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的文学为代表，因为就一个民族文学的总量与主体来看，翻译为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毕竟是少数，且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以翻译而间离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导致了民族文学内部产生了不平等的分离，使民族文学内部产生了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性。那些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成为民族文学的中心作品，而那些没有被翻译的文学作品则成为民族文学的边缘作品。严格地讲。每一个民族文学的总体都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

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对源语作品的改写，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汇通，因此，世界文学是借助于翻译所完成的源语与目标语的整合。而那些滞留在本土的民族文学永远保持着源语文本与源语读者之间的互动审美关系，所以其永远是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