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与中国学派在比较文学中的表现

后殖民比较文学的兴起，从理论和实践上确定了异质文化比较的可能性及价值空间，并通过对多语混合文本的重新审视更新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以多语共存解决了异质文化的不可穿越性，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中以“星球论”暗示的比较文学学科，就是一个打破强势文化霸权、不同文化之间实现均衡和对等双向渗透的研究领域。乐黛云在其《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后殖民状况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新的繁荣。这就使得产生于非西方文化土壤的理论也有可能用来阐发西方文化，作出有益贡献而被西方所利用。这种双向阐发.正是文化对话的又一种方式.必然会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21]这种去西方中心化的、跨异质文明的对话恰恰是中国比较文学界30多年来进行的研究实践，因此，后殖民比较文学也引发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定位的思考。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既是21世纪世界比较文学进入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

1980年代，我国比较文学界就有学者提出了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学派”的特征。1988年，远浩一在《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22]一文中首次从东西方“跨文化比较”的角度前瞻性地论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同年，杨周翰在《比较文学：界定中国学派，危机与前提》^[23]一文中再次指出，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的观念，得到了国内比较文学界的广泛响应，乐黛云在《差异与对话》一文中指出，中西相遇，是两个文明圈的撞击，而要避免撞击，就要在尊重各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24]曹顺庆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是全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这一次战略性转变的特征何在，显然，最显著、最突出的就是西方与东方的交际、交汇，是由原来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变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重新开始互识、互证、互补，并共同创造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新时代，创造一个可能在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融之中走向又一高峰的时代”。^[25]乐黛云、陈跃红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提出：“如果说过去比较文学主要存在于以希腊、希伯来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欧美同质文化之间，那么，21世纪的比较文学无疑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为活动舞台。”^[26]

在充分肯定跨异质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打破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论、开展跨异质文明比较研究，是东方比较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中国学派”的特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扩展到西方文化圈以外能否成立一直持怀疑态度……西方学者所犹疑之处，恰恰成为中国学派的一个重大的转机。”^[27]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跨文化，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西方同质文化的圈子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未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开展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28]“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29]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中写道：“中国比较文学的重点是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异质异源的、跨文化体系的比较研究。”^[30]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自197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在反复质疑、不断争论中探寻着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早期较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学派”的定位是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编者序言中提出的“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即所谓的“阐发论”或“阐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虽然有着稳固的基础，且拥有从王国维到吴鑫、从朱光潜到钱锺书的丰富研究实践和丰硕成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途径，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之一，但毕竟中西方异质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也使一部分学者质疑其可能性，并担忧中国文化在西方滤镜下被流失或扭曲。有趣的是，同样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李达三于1977年发表在《中外文学》66卷5期上的、被视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宣言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所论述的中国学派，却并没有对阐发论作出呼应，而是指出了中国学派的三个目标：

一是在自己本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二是推展非西方国家／地区性的文学运动，同时认为西方文学仅是众多文学表达方式之一而已；三是做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并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31](www.xing528.com)

从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来看，李达三提出的“中国学派”的三个目标是极具前瞻性的，它不仅引领着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而且得以在今天成为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最佳诠释。

无论是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中对“他异性物种入口”的“星球”的遥望或召唤，还是中国学者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的信心和追求，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定位似乎仍难触及清晰的边界。无论是斯皮瓦克展望的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汇合的前景，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界所憧憬的以跨越东西方文明对话为特征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比较文学学科都呈现出进一步扩张边界的态势。“比较文学自身的问题已成为了每个人文学科都有的问题”，^[32]因为比较文学已充斥于整个人文学科。这一扩张的结果是，比较文学在史上向自身提出的自我定义问题，以及它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问题，已不再是个恰当的问题：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要向自身提出的问题，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自身的问题。比较文学是从人文学科中诞生并对其作出回应的学科构架，因此，濒临险境的不仅是比较文学，而且是人文学科在后现代的通病。的确，可以用21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后殖民比较文学、或后殖民理论视角的翻译研究、或东西方跨文明研究来定位当下的比较文学学科，但即便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东方和西方本身也在经历着“名”与“实”的追问和困扰。当然，濒临学科定位的险境并不意味着“学科之死”。如果说，自我定义的焦虑是比较文学与生俱来的秉性，那么这种危机和焦虑恰恰定义了这门学科，“正是这种自我质疑的习惯使这一学科能够难能可贵地应变自如”。^[33]换言之，比较文学学科恒久的危机感，直接导致的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型和学科发展的不断“转向”。于是，任何划定边界的企图和努力自然是徒劳。

大卫·费里斯（David Ferris）在其《非学科》（Indiscipline）一文中，探讨了以“非学科”来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科性，他写道：“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相对后来者，直到传统文学研究分支确立后，它才告以诞生——毕竟，比较文学需要有赖以比较的事物。那么，这种元人文学科的地位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与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生而有异？这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应被视为可幸免于人文学科传统分类在当今大学价值转型困境的唯一人文研究领域？这一主张极易引发比较文学自身滋生一种优异感。它也至少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助长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思路。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难道我们不会进一步宣称比较文学是一门非学科的学科？”^[34]纵观中西比较文学学科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一贯呈现出的学科特性就是本质上的非学科性。也许，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后殖民时代，随着自然科学、人文和社科之间的跨界，异质文明之间的穿越，大卫·费里斯提出的富有创意的“非学科性”在未来将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特性，也是人文乃至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性，它将逐渐终结或重构传统学科分类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