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探析

全球化与多元化在逻辑上的冲突对抗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关联延承性给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比较文学学科定位和生存问题自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而21世纪以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使比较文学学科自我定义焦虑显得更为强烈。在后殖民时代，原来欧洲中心主义视阈下具有“他性”的“非西方”文学文化进入世界文学经典，改变了“世界文学”的内涵，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考察对象。后殖民比较文学正成为全球比较文学的新形式，为译介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同时，后殖民比较文学所呈现的更为广泛的跨学科性，引发了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非学科性”的思考。

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义自学科诞生那一天起，从来都是处于学科最前沿的理论热点问题。“差不多每过十年，比较文学就要根据学科专业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对自身的学说进行重新审视（比如1965年，1975年，1993年和2004年）。我从没见一个国别语言文学学科进行过这种有规律的自我审视”，^[1]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查尔斯·波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就曾如此感慨比较文学学科所具有的焦虑遗传性。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交叉性强、且对人文社科领域新理论和新方法开放宽容的学科，自诞生以来就是在自我质疑的困惑和自我定义的焦虑中踽踽独行。正如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Hugo Meltzl de Lomnitz）所说，“比较文学……决不是一门被充分定义和成熟建立起来的学科。事实上它与这个目标仍相距甚远”。^[2]从19世纪以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伽列（Jean-Marie Carre）和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等为代表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强调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是实证性颇强的影响研究，到20世纪中叶以研究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强调文学性、以理解和阐释全人类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为最高理想的“美国学派”对学科定位的反思和重新定位，再到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学科定位从文学到文化的转型，比较文学学科不断模糊其学科边界，拓展其学科前沿。时代变迁和周边学科的发展不断对这门学科的生存提出挑战，但它总是能在跨界中反复更新自我、绝处逢生。(www.xing528.com)

20世纪末以来，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这一时代以异质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为特征，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打破了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格局，带来了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时代特征给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以及值得拓展的学科新疆域，比较文学学科在后殖民时代再一次面临学科定位的思考。比较文学的学科疆域扩张有无终结？无限的疆域扩张是否会导致学科因没有边界而丧失生存的权力？美籍印度裔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以其惊世骇俗的标题着实引起了比较文学界，至少是西方比较文学界的震惊，虽然该书所警示的主要是美国比较文学的衰亡，而且依照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修辞学兼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此书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迫切地要为此学科领域绘制一幅要求苛刻的未来蓝图。但毕竟不可否认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再次站在了学科定位危机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