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美学与身体消费的优化需求

低俗化的一个最突出的表征消费社会里对身体与性的开发和利用，或者说，低俗化的大行其道多与此相关。对身体美学与身体消费，向来就有诸多学术成果，这里择取一些著名的、新鲜的论述加以介绍。

约翰·欧尼尔（Jone O'nell）将身体分为“生理性身体”和“交往性身体”，他在其《五种身体》一书将身体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政治体制、消费文化、及医疗关联起来，分别讨论了五种身体，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这里主要介绍其关于消费身体的论述。欧尼尔借助于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人对社会名望（social prestige）的贪得无厌的追求的观点，着重论述了维持生理性身体的必需消费之外，为满足欲望和名望的“非必需消费”。他主要论述了商家是如何成功利用身体意象来推销诸种商品，如香烟、衣服、电视、家具、娱乐消费等。“建构在身体上的各种意象与意识形态正是推销这些意象的最好工具。而在一次次的建构之中，身体逐渐被消费占据，而身体也仅成为各种消费品竞相追逐的场所”。^[7]

如果说欧尼尔讨论的是身体如何被利用来促销商品的话，那么鲍德里亚讨论的则是身体本身如何成为商品并“被消费”的。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他专门讨论了身体消费，在他看来，身体是所有消费中一件“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卫生保健、营养学、医疗学、护理、饮食、健身、青春、美貌、快感等使得“身体成了救赎物品”“必须对它进行救赎”。身体就这样为所种种花样繁多的消费所觊觎和支配：“这样‘被重新占有’了的身体从一开始就唯‘资本主义的’目的马首是瞻：换句话说，假如它得到了投入，为的就是使它能够结出果实。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8]身体的功用不再是宗教视野中的“肉身”，也不再是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被看作“自恋式崇拜对象或策略及社会礼仪要素”，这时，美丽与色情就成为两个主导主题。鲍德里亚进而分析了身体与物品的“同质”，即，身体成为了物品，于是对身体的功用性占有就和购物一样合乎逻辑，身体就具有了经济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个体发现身体并进行自恋式投入，为其“快感原则”。“必须使个人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9]

高宣扬教授在其《流行文化社会学》专著中对“身体和性的流行文化”有专门论述。在他看来，“当代流行文化就是一种关于身体和性的消费文化”。性和身体的主题、内容和形式，几乎成为流行文化永无止境地引诱社会大众进行消费的最大动力，不但流行商品环绕着身体和性生产，身体和性本身也因而变成了商品。他指出，流行文化与身体和性的紧密关系，实际上也是传统的阳具中心主义和长期操纵的结果。男人及其欲望，特别是他们的性欲，是西方传统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动作中心，而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特别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有关女性身体的伦理论述已经被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与当代社会有关女性身体的生物学、社会学、商品学和美学的论述相结合，构成控制和玩弄女性身体的“论述复合体”（discourses complex），也成为当代社会运转和再生产的权力网络的组成部分。当身体和性成为消费社会的重头戏的时候，身体就代替灵魂而起着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它摧毁了人类的基础，破坏西方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平衡和谐，破坏自希腊以来在神话与逻辑话语世界之间的平衡。^[10](www.xing528.com)

陶东风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一文中则提到了身体翻身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在界定、规训、控制身体方面的权威性的削弱，二是农业与重工业的衰落、后工业环境中服务产业的兴趣。在这种外在环境下，身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鲍德里亚对此亦有提及。

关于身体美学，围绕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身体美学理解发生过一次学术争论。周春宇在《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提出：当下盛行的所谓回归了本原的“身体美学”，其实存在着诸多误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感性的萎缩与理性的失落。“身体美学”把“感性”等同于身体感知而排除了源于精神感觉的感情活动；对于身体感知的界定又偏重于生理性快感而不是心理性快感，这就切断了身体感知与理性的联系。二是身体的圣化与身体的消费。“身体美学”在批判传统美学中“理性的圣化”的同时，却走向了“身体的圣化”的误区；最终又在消费社会日益低俗化的大众文化中推进了身体的消费，使审美彻底沦落为功利性和商业性行为。三是技术的实用与美学的无用。“身体美学”试图将美学研究推进到实用层面和实践层面，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实用技术；但它在与运动学、健身训练、医学保健、医学美容等学科的联姻中必将不断被异化，最终完全迷失自身。在21世纪，美学研究要想摆脱困境，就要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把人的需要推进到生存价值论的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重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针对周春宇教授所提出的身体美学存在的三个误区。赵玉、张佃波的《身体美学：“误区”还是“误解”——与周春宇教授商榷》（《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称这三个误区并不存在。首先，身体美学并非是对纯粹“生理性身体”的回归，不可能造成所谓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其次，身体美学不存在“理性的圣化”与“身体的圣化”的对立，也不应为大众文化的日益低俗化和身体消费现象负责；周教授的批判不仅建立在概念置换和误解的基础上，而且对原本多元而复杂的大众文化作了简单化处理。再次，周教授的“美学是非实用”的观点不论从美学史实还是从学术态度上都有片面之嫌，无法用来证明“实用性”的身体美学不属于美学。最后，推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恰恰是周教授本人，而非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而是走出周教授对身体美学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