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与媚俗文化的批判优化

娱乐文化的“感性特征”带来文化系统的平庸化，欲望化和白痴化等为一些学者所忧思。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类似研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作。他较早地感到从印刷文字到图像的文化表达媒介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导致的结果使他痛心疾首。他认为，人们目前面对的不再是奥威尔所担心的政治威权和专制对人的自由的剥夺，而是赫胥黎所担心的那些“满面微笑”，手持“软刀子杀人不觉痛”的娱乐文化：“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1]“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2]

尼尔·波兹曼的研究自然并不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观察，而是为了“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他自称服膺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重要论断。但他同时认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论断还不够，还要修正，他认为，麦克卢汉的论断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3]他的观点正是：“媒介即隐喻”，也就是说“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这似乎将媒介对世界的表达和影响的认识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讨论了“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

在推出“媒介即隐喻”的论断后，他进一步提出“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特征”。“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即他所有论述的理论基石。了解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观点，即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以及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是多么地清晰、逻辑、理性、严肃，而在电视统治下的美国又是多么感性、“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

由于近年中国社会出现的汹涌而来的娱乐文化潮，使得尼尔·波兹曼当年的“娱乐至死”“成为分析和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犀利武器”，在中国一时大红大紫，但陶东风认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的所有观点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因此把它直接套用到中国是有问题的，是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去语境化的机械应用”。那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陶东风说：“我们面临理论创新的使命：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既不同于奥威尔，也不同于赫胥黎（以及波兹曼）的新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模式基于一种中国特色的新现实、新可能性，一种奥威尔、赫胥黎、波兹曼或许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性，这就是‘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联姻，一种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娱乐至死’消费。”^[4]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媒体的商业化、庸俗化，以及娱乐文化的泛滥，实际上与官方的积极引导有关。中国的娱乐文化是人们的不得不、甚至是唯一的选项：“不是因为我们娱乐化了，所以我们没有了政治参与的热情、责任感和反思精神，而是反过来：因为缺少真正的公民参与，不能表达责任感，反思精神无用武之地，才不得已而只能娱乐、傻乐。换言之，今天民众沉溺于娱乐文化具有无奈和逃避的成分。”在他看来，是制度，不是媒体的逐利和竞争，不是民众选择和沉迷造就了当代中国娱乐泛滥的现实，那么，解决娱乐至死的症结在于开放对严肃问题的讨论。陶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似乎没法解释为何在一个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美国仍会出现“娱乐至死”的现象。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真如他所期待的时候，中国就不会出现娱乐至死的现象吗？

与尼尔·波兹曼对娱乐文化的平庸化深抱批判和忧思有些类似立场的是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他认为，知识精英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思并放低自己的姿态，在文化领域里自觉地采取一种平民主义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要对文化的弱智化负责。他说：“正是精英们对自觉地扮演精英这种想法感到不安。意识到他们自身作为群体所具有的不一致，他们不敢声称有着独特性和优越性。由于不能断言自己就是文化精英，他们宣称在任何情况下试图改善和教育民众都是错误的，而且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可教的，反而从普通人那里有许多可学的。”^[5](www.xing528.com)

精英与大众的一个很大的差异便正在于深刻与肤浅，立体与平面，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象，隐晦与直观，间接与直接的分别。弗兰克·富里迪进一步分析了弱智文化的之所以弱智的奥秘，与精英思维的内在冲突及其缺陷。

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化包容往往到头来会弄成文化媚俗。“如今，包容政策并不试图培养和提升公众品位。相反，它把公众的品位看作某种需要取悦和制度化的东西。它不是去进行社会整合，而是向否则就漠不关心的公众提供互动式娱乐，以此来敷衍了事。”^[6]正是这一“文化媚俗政治”“学术标准迎合认可政治”的做法使得娱乐文化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娱乐文化日益感性化、娱乐化、儿童化、弱智化、白痴化。

基于此，富里迪号召知识分子在这个“文化儿童化的时代”站出来，并号召展开“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那么，我们在沉溺于娱乐文化这罐“蜂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知识精英的这味“苦药”的提醒。富里迪的大声疾呼，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代中国来说，都有其现实意义所在。

类似主题的论述，在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本土大众文化的三大态势》（《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论文中也有讨论，他分析了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三个问题，即“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