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publicity）本来就是从社会学、政治学借用来的概念范畴，它必然牵涉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与公共艺术的定义和起源问题一样，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多元、复合的问题。有必要说明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实际上是在“公共性”概念之下，涵盖、指代公共艺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将“公共性”视为在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公共领域”中的一种国家制度组织原则或源自公众的批判原则。他认为，“公共性”首先是市民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它既是在国家行政管理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中，与“私人性”相对的原则，也是在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和国家管理的架构中约束政治群体言行和确立公民义务的一种规范，另外还是人们在超越私人利益的社会交往中进行舆论批判和自我理性反思的标准。[9]理查德·柔内特将“公共”或“公共性”概念加以人类学化和历史学化，论述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方式，在公共场合的穿着打扮与行为举止，以及文学、戏剧中的自我表达如何体现“公共性”，并通过对现代、当代城市生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如何遭受心灵私人化倾向的侵害而日渐衰落。[10]但是，现代性的公共制度和秩序还是集中表现在现代城市生活，一般认为，只有在城市里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公共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关键在于公共艺术是否反映公众的民主政治权力，是否将公共领域的艺术与文化事务交由公众或其代表来共同商议、决策和评价、批评，是否把公众共同拥有的权利及相关的文化、艺术等共有资源还给公众，通过公共艺术实现公共生活需求的社会化、公开化的艺术性创造，并服务于公众。换言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本身就体现着公众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当然，它需要有一系列的外部保障条件。(www.xing528.com)
公共艺术强调服务公众，强调公众或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享有和参与互动的权利。公共艺术所运用的艺术符号最终指向的是不同公众的潜在心理和个人意识，这就决定了对于艺术符号的合理性运用需要与公众发生良性的互动关系。同样，公共性也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交往和公众交流才能实现。卡特琳·格鲁提出，公共艺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为不相识的个体提供集会与交流的机会这样一种功能。[11]海因也认为，假如私人艺术所代表的是一种私密性的交流，那么公共艺术则代表了将这些私人经验交流汇聚为某种集合性的公共交流，作为多数的公众显然希望借助于公共艺术这样一种媒介手段来进行自我表达，希望由此来使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到，或者向他人传达某种意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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