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认上述共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公共艺术的苏联模式。苏联在苏维埃创建之初曾经推动“户外大型综合艺术”实践。由于受到巴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雕像的启发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太阳城》中乌托邦理想蓝图的影响，当时列宁希望通过建造大型纪念碑工程的方式来促成共产主义的实现。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拆除为沙皇及其奴仆建立的纪念碑和拟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计划”的法令。以此为起点，直至解体，苏联一直都在户外公共空间中不断建立其如《马克思胸像》《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红旗兵斗争史》《苏维埃国家的著名人物》等宣传共产主义信仰的公共艺术作品，还有像《包围列宁格勒》《从前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祖国母亲在召唤》《祖国—母亲》等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大型公共雕塑，这些作品除了在其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之外，与欧洲其他国家在同一时期建立的那些公共纪念碑、雕像并无二致，它们所具有的人民性是对公共性的更新和扩展，并且苏联也曾颁布过类似美国百分比法令那样要求大型建设工程必须拿出建筑经费的1%投入公共雕塑的法令。苏联的这些“户外大型综合艺术”具有的是体现社会主义精神、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不是为着某一个别的人，而是为了整个集体”服务这样一种集体主义意义上的公共性。[7]
始于战后的日本公共雕刻事业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美模式的发展道路。日本的公共艺术建设较少受到国家的统筹指导和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主要在各级地方政府自治与社会民间团体力促的前提下围绕美化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环境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等工作展开，因而形态上都比较艺术化，与社会价值观念或政治意识形态无涉，体现了一种环境与审美意义上的公共性。[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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