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托认为资本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种形式的全球化,以前曾经出现过,19世纪,统治欧洲的各国王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凭借血缘关系,以及在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俄国的姻亲之间频繁的政治和贸易往来而联系起来。”[14]大卫·哈维则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由于这些空间修复有着很长的历史,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指令下的空间生产有着深层的连续性。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因为它至少从1492年就开始了。
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资本的增长,在于资本壮大和吞并的必要性。大卫·哈维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趋势,这也是利润率呈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以及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在盈利的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15]只有不断寻找盈利方式来吸收这些盈余,才能避免资本盈余贬值。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选择。“但这一选择不可能完全脱离时间转换,其中剩余资本被转移到长期项目之中,要在多年之后才能通过这些项目所支持的生产活动来收回成本。由于地理扩张经常需要投资长期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运输和通讯网、教育以及科研等等),因此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推迟了危机的产生。”[16](www.xing528.com)
资本主义的历史似乎总是用空间扩张来回应增长的需要,也就是说投资新的土地。资本活动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结构调整(比如将该地区去工业化,将另一地区重新工业化)。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压力的时候,这一地理学景观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之中。而且,这些紧张状态被牢牢地固定在资本主义体系普遍的扩张逻辑,即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永不休止地获取利润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之中。”[17]因此,创造性的历史被写入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在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导致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模式发生了被动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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