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鲍曼看来，资本与空间重组的当代变迁，与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与特征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资本在硬件（重）的阶段是比较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的，它所涉及的劳动者也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现在资本可以很轻巧地‘旅行’，只要带一只手提箱、一部手提电话、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只要愿意，可以随时撤走。但在另一方面，劳动力却仍然像以前那样不便于流动，但以前固定住劳动力的地方已经失去了它的坚固性”。[11]鲍曼在《流动现代性》一书中强调流动性是当代生活的显著特征，并提出了“轻现代性”或“液体现代性”的观念，他认为“液体不像固体，不能轻易地保持其形状。液体既不固定空间也不锁定时间……液体能轻易地流动，由于它的流动性使它与‘轻’联系了起来”。[12]
在轻现代性或液体现代性时代，我们不仅改变了对于时间等抽象事物的感受，即使对于具体的物质形态的事物，我们的感受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鲍曼认为，“洛克菲勒当时肯定希望把他的工厂做大、铁路延长，并且永久地拥有它们。而比尔·盖茨如果要与他已拥有的并且曾引以为豪的东西分手的话，他不会感到遗憾；如今能产生利润的正是非常快速的流通、再循环、老化、扔掉、替代，而不是产品的耐久性和持续的可靠性”。[13](www.xing528.com)
因此，流动性并不是简单地泛滥，这意味着流动性得到增强的其实仅仅只是资本及其所有者，而不是劳动力，泛滥的流动性不仅解脱了地域性对于资本的束缚，而且也增强了资本抛离劳动力的能力。对于劳动力而言，增强的不是流动性，增强的只是被以资本为象征的当代生活的抛离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因为流动性泛滥而烟消云散了，同时危机的种子也早已被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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