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早就指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全球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的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10]
因此,城市空间、城市组成的全球性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与资本、信息、技术、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编织成了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正是网络社会的流动性,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从而产生了一种替代了传统“地方空间”的“流动空间”。卡斯特认为,在我们今天的网络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存在,这并不是说地方性已经消亡了,而是所有的地方性信息都是通过网络中的流动交换来界定的,地方性虽然存在,但地方性的逻辑和意义已经被吸纳进了网络。(www.xing528.com)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城市不仅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而且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同时也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列斐伏尔预见到了全球化矛盾将会在城市集中爆发。城市,特别是全球城市,无疑是萨斯基娅·萨森所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重合的地方。显然,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已经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而多元文化、认同政治等更为隐蔽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政治与城市危机潜在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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