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首都对决：上海与北京的文学对决

鉴于“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的引进和倡导与北京、上海紧密相关，目前这方面已有的具体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这两座城市。

有论者认为，1991年赵园的《北京：城与人》^[24]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地考察“文学中的城市”的著作。该书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描述都市北京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泛乡土文学，探讨文学中的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再经由这城市的文化性格探索其居住者、描绘者与这城市之间的多种精神联系及联系的方式，从一个侧面解读北京文化。由文学而及城市而及人，探求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精彩纷呈。该书是以确定北京在中国作家心理中的位置入手，事实上，是在为“文学中的北京”定位。她揭示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北京其实取得了代表乡土中国的文化地位，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北京既负载着真实的物理空间，同时又被文学建构成一种形象。陈平原、王德威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25]已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将文学想象和记忆纳入城市研究，将城市作为文本来阅读。该书集中了关于“文学北京”研究初期的重要成果，如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的北京记忆》、梅家玲《女性小说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等。贺桂梅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对于北京记忆的书写与不同的历史语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文化视野决定了这种记忆呈现的方式和样态。但作为一个共同的特征，这种记忆总是被放置于某种区别于“现代”的、已经过去了的时间纬度中，并被赋予了类似于“家园”或“故乡”的品质。显然，这种与现代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式，而是北京记忆逐渐地被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现代视野中“家园”想象投射的对象，从而把传统与现代间的繁复关联显现出来。

随之，“北京想象”“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开始启发更多研究者的思考。对之的探讨或以某一时期展开，或围绕某一作家而论。前者如季剑青《南社等革命党人的北京想象与书写》、^[26]张鸿声的《文学中的“新北京”城市形象——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27]曾一果《传统与变迁——新时期小说中的“北京想象”》、^[28]张惠苑《遭遇消费时代的尴尬——从消费景观看新世纪以来文学中的北京》^[29]等，基本上涵盖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北京的各个阶段。围绕作家的研究则更为丰富，对现代时期的老舍、张恨水等人的创作不是从京派文学的视野而是从北京书写的角度得到了新的阐释。王卫平、刘栋认为现代作家在都市小说中以不同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30](www.xing528.com)

尤其是从“文学北京”的视角出发，鲁迅、周作人的相关活动也得以言说。陈洁分析鲁迅北京时期的创作与创作地北京文化氛围的关系，认为“从《怀旧》到《狂人日记》，完成了周树人到鲁迅的脱胎换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创作地北京对鲁迅的创作起到了‘起兴’作用。北京的时务和文化氛围引发他对乡土的深思，从而创作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小说”。^[31]姜异新尝试“从鲁迅文本的内外，重构有关那个时代的北京想象”，他发现“当我们深入探究鲁迅作品世界里面所反映和创造出来的北京的真实模式时，我们面对的是正在作出选择的真实性质。换言之，鲁迅将启蒙式的精英思想注入了这个城市，他的文学北京便只能成为一个等待批判的前现代乡村城市，而不可能是最接近历史客观的北京城”。可见“鲁迅北京时期徘徊于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它与那个徘徊于现代都市形象之间的古城风貌始终是相辅相成的”。^[32]孙郁认为：“北京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北京的存在对二人成了一种参照，潜在地制约和丰富了他们对乡村中国的文化想象。倘若没有北京的生活经验，鲁迅的乡下小说图景或许不会那么浓地呈现出地域色彩；而周作人关于江南民俗的勾勒，也缺少了对比的色调。鲁迅对北京文化始终持有一种批判态度，而周作人则对北京文化从批判逐渐走向欣赏。打量周氏兄弟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可以感受到现代文化中的分分合合，兴衰流变。……他们留给北京的，远不是文学上的花絮，倒是关于知识分子自我选择的文化难题。”^[33]关于周氏兄弟对于文学北京的想象的研究，较为充分地显现了“文学城市”这一理论视角的有效性。

关于“文学北京”的研究趋于丰富，关于“文学上海”研究则始终推动着这一研究模式的转型。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英文稿完稿于1997年）以上海作为都市文化的范本进行文化研究，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张英进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较为明确地指出“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意义，并以现代文学作品和电影为对象进行了阐释，但他的阐释仍旧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没有扩展开。相关论文有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34]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35]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36]重要论文还有陈惠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37]张鸿声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38]和《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上海政治身份的叙述》、^[39]刘影的《城市文学的“上海怀旧”之旅》^[40]等。陈惠芬总结1990年代以来描写上海的作品，构成了“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有关的描写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既有”的城市经验与个人“传奇”结合起来，提供了人们想象上海的“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想象。有关作品的“历史感”并没还原出一个“实存”的上海，而对“上海神话”的迷恋则阻隔了对于未来真正丰富有力的想象。^[41]基于这一认识，陈惠芬结撰成书的《想象上海的N种方式》^[42]与张鸿声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43]在研究时段涵盖了文学上海百余年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