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学到城市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优势

“海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流派。在19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意味着海派小说的崛起。至1940年代在沦陷区的孤岛上，海派小说空前繁荣，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基本上对其视而不见。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中，比较早的是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严家炎研究了海派中的新感觉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和意义，认为新感觉派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1]肯定了新感觉派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且将新感觉派与都市文学、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吴福辉同样较早研究海派，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海派正名。1982年即有论文《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2]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给施蛰存的小说作了正面的评价。在随后的研究中，他逐渐把海派文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结合起来，在历史环境中把握海派的特质及文化渊源，还将京派海派进行比较研究。沿着这一研究路向，他于1995年推出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3]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对海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吴福辉认为：“所谓海派文学，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20世纪之初，它特别是把上一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学，吸摄进来，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现代质。”他对“海派”特征的界定是先锋性、商业性、新文学性和都市色彩，由此将不具有现代性质的前洋场文学，排除在海派文学之外。符合现代品格的海派，只能在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那就是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苏青、予且、徐诸人。不独如此，该书的重要特色在于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围，开展了相当开阔和深入的上海史以及城市社会学的探讨，揭示了1930年代前期海派带上更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且以新感觉手法表现了“都市风景线”的重要历史契机。有论者由此认可，“对现实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的生命感觉，比起任何一种外来文学流派都更直接地刺激着作家的写作灵感，因而如此揭示海派变迁的原因也就更有说服力”。^[4]

沿着这一研究路向，李今的专著《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又推进一步。^[5]她从海派小说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两方面，令人信服地辨析中国的海派小说与19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西方先锋文学的贵族化道路，而是将前卫与世俗结合，以艺术探索和实验融入凡俗，走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子。该书从上海建筑空间的变化，印证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一些数据的罗列看似枯燥，却相当有力地说明了现代都市文化在上海崛起的必然与迅猛，并据此指认海派小说的空间结构的变化。该书不但呈现了现代城市建筑空间的变化给都市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从20世纪电影艺术的勃兴中看到了电影给都市的人们的生活和艺术以新的节奏和技巧。此前，尽管有人指出过新感觉派对电影技巧的借鉴，但李今提出电影不仅是给新感觉派作家提供个别的技巧和手段，而且涉及题材内容，审美趣味甚至涉及现代小说的整体范式的根本变化，主动地接受这一20世纪的艺术的影响，是这一流派最具先锋性的特色。她令人信服地揭示，电影不光提供了满足视觉的优美形式，而且深刻地改造了人们，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观察事物的方式和接触外部世界的习惯等。

在海派文学进入研究视野的过程中，京派文学常常是一个被拿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起初，京派文学是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关注。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专章对京派概念、成员、刊物进行界定，回顾京、海派之争，描述京派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剖析主要京派作家作品的内容与艺术性，由此建构起京派文学的研究框架。目前对于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历史、文学观、思想内涵、艺术风貌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有探讨，还有相当多的研究着眼于作家，如关于沈从文、冯文炳、师陀、林淑华等作家的个案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仍在现代文学研究框架之中。(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由于京派与海派的对比性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话题，使得两者与所在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关系从泛泛而谈走向深入，“城市”作为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催生因素凸显出来。李俊国的《“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是新时期较早的全面论述京派海派文学的论文之一，^[6]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文化形态与文学分野、文学立场和文学意识、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等方面，来比较京派与海派的异同点以及各自成型的原因。他认为这些方面与两个城市的城市形态、文化形态是分不开的，物质性、实用型、商品经济律和政治斗争色彩构成了上海文化繁复多变的“都市的漩流”式的文化特征，因此在审美意识方面上海的作家“表现出求新、突兀、奇峭”的特点，拥有了所谓的“上海气”；而北平则恪守着京城帝王的风度，京派作家隔膜于时代旋流之外，从文人学者的立场出发，有着不偏不倚、从容不迫的文学态度，表现出“重和谐、节制与恰当”的审美意识。作者也看到了两派的局限，认为“这既是京、沪作家的各自的局限，也是现代文学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文学武将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心理，使它们在精神特征、表现内容和美感意蕴等方面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7]海派小说传达了“现代都市人的焦虑、精神的漂泊和自我的失落”，京派则“以顽强的生命信仰抗拒着文明时代的污染”，展现一个“温情的、纯洁的、真挚的、和谐的生命图景”；海派小说追求现代性，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使得“文学与现代心理学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京派小说总体上则更多地继承并发展中国古典文学中“平和淡远的艺术风格”，追求和谐、匀称、恰当的美学理想。而吴福辉视野更为阔大，他将京派与海派置于中国大文化圈内进行对比性、参照性研究，认为京派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型城市的品格，而海派小说则代表了国际都会的精神特征，不过京、海派也有共同点，都强调创作的主体性，其人物均遭社会压制，人性扭曲等。这种比较的方法使研究对象以更加客观准确的形象显现。王爱松也在与左翼文学、现代派都市叙事的比较中，认为京派都市小说少了点“现代气”，多了点“乡村气”，反映的人、事、物等有着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双重叠影，表现的是现代都市人的思想、道德、人伦的劣根，都市景观的描绘灰色多，亮色少，静态多，动态少，以一种外在于都市生活的视角来审视都市人性的扭曲。^[8]与之类似，有研究者明言，京派都市叙事并不是真正的都市现实主义文本，因为其中缺少真正的都市景观的细致描写，京派不过以都市为躯壳，直指一种人性批判，所以京派都市叙事是一种文化叙事，标志着中国都市文学的成熟，应该是海派小说。^[9]——京海派文学对比研究的话题激发了学界对于“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并进而深入发掘“城市”对于“文学”全方位的影响。

这一方向的研究最初是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开始的。如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即是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但是吴福辉等对海派小说的深入发掘，使得学界意识到，海派文学与上海的关系，不仅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的关系，而且是与现代城市的形成、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正如后来者所揭示的，海派文学“最初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学流派，从上海培育、发展起来，并且主要与早期栖身报馆书局的上海作家写作有关。但渐渐地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它蔓延到所有的文学写作领域”，“海派文学是上海诞生的一种文学类型，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现代化的一种方式”。^[10]而基于对北京和文学关系的关注，另有“京味小说”概念兴起。“北京”不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所在地而成为命名的前缀，而是作为“城市文学”之“城市”进入研究视野。在这一比较研究中，“城市”本身日益凸显出来。有论者指出，在现代都市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城市：乡土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国的城市，也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