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文学与城市的关系理论路径

针对当下城市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同质化困境，理论界也开始了对自我的反省和对思维路径的重构。强调从本土性出发，重新认识现代性主导的西方城市理论，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支流。如张惠苑的《囚禁在现代性下的城市文学——对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反思》（2013）、《城市如何被文学观照——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得失谈》（2013）、《在文学中复活的城市——论新世纪以来城市怀旧中新兴城市类型的再现》（2011），林嘉新的《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困境及其批判》（2013）等，赵双花的《新时期城市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变迁——以小说创作为例》（2011），张屏瑾的《写作与城市现代性》（2014）等。

张惠苑的《囚禁在现代性下的城市文学——对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反思》认为，现代性是当下城市想象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但是并不足以涵盖城市文学的所有文化属性，中国的城市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前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城市发展理论来框定；囚禁在现代性下的城市文学过分放大了城市的“恶魔性”，造成了城市想象的断裂与同质化，以及人与城市的不相容；同时，局限在现代性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思路，也让当下的城市文学研究日趋陷入自我禁锢的思维陷阱，让城市文学的路越走越窄。“文学对城市的反观，不能局限在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下，扎根于中国城市的本土特性，才能看到中国城市书写的丰富复杂所在。”^[49]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路出发，张惠苑又在随后的研究中对198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本土化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回溯，认为“在众多研究路径中，从地域属性来考察‘文学中的城市’，更能凸显‘城市之于文学’和‘文学之于城市’的意义”，^[50]主张借助于地域属性、传统诗性文化等方面对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的本土化想象，突破长期以来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文学研究的困境，发掘中国城市在文学中呈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当代城市文学研究。在张惠苑的系列研究中，格外强调城市文学创作与研究“要脱离现代化为城市成长预设的陷阱，立足本土，发掘地方性要素”，^[51]研究者要突出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以此指引作家的创作。尽管包含着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但将地方性要素、传统诗性文化作为突破“现代性”遮蔽的方案，显然同样遮蔽和简化了现实的复杂；以传统／现代、地域性／全球化二元结构中策略性的重心位移，来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究竟能有多少理论建构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值得存疑。其强烈的理论预设色彩与急于介入现实的冲动，多少也削弱了阐释现实的力量。

林嘉新的《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困境及其批判》表达了相近的观点，文章将中国当下城市文学主题分为四个类别，对城市文学现状与困境进行了批判性阐释，认为由于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接受了西方几百年间形成的对现代性和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对这种“舶来品”的混乱接受让中国对自身城市化发展的审视变得更加困难。文章认为当下文学创作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流于浮泛或隔绝，“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个问题显得尤为急迫”。“我们需要的是对话和补充而非鹦鹉学舌。只有树立起中国本土意识，努力运用本土的认识和实践，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大潮流，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紧紧抓住民族的根。”^[52]赵双花的《新时期城市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变迁——以小说创作为例》针对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概念不断变迁、难以断定的问题，结合小说批评与创作实践，对作为城市文学内在规定性的“现代性”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它经历了单纯的现代化指向、更具体化以及召唤“中国性”的深化转型的逻辑延伸；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节点，商品化、消费化的创作环境以及独立的创作主体的缺乏，使得“中国性”的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度。^[53]张屏瑾的《写作与城市现代性》结合文本分析，以现代性理论为思考框架，对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相比经济和物质环境的快速变化，文学性成了一个隐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像一把标尺一样，衡量出人们在急遽的生活转型之际，未能同步转变的意志、趣味、思维和观念等等”。^[54]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文章认为城市与文学是以一个双向互动的方式存在的，写作应该是对城市生活从形式到内容的写照，同时，也是对城市现代性的批判，文学对城市的塑造让城市能够有契机超越自我；城市与文学、城市与作家、城市与人存在一种复杂的建构性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意义世界”的回归。这些研究都试图联系文本实践，对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困境进行阐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暴露出理论面对创作时的软弱无力。文本的渗入或成为观念的注脚，或构成其论述和结论之间的罅隙与断裂。联系这些文章所想要阐释的困境，批评与创作之间恰恰形成同构，呼应着时代的文化疑难。

事实上，无论是对“现代性”指导下的思维路径的反思，还是对“本土性”的强调，抑或是对“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思维路径与方法的建构，都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如李旭东1993年谈到都市文学时，认为都市文学不能完全以西方都市经济形态为参照，强调都市文学是一种文化概念，不以物质、经济的指标作为唯一度量标准，而且“中国近现代都市发展的实际，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中国式’的都市小说的研究视角”。^[55]1995年邹平、杨扬、杨文虎等人在讨论《城市化与转型期文学》时，讨论了现代性对城市文学定义的可靠性，杨扬提出要注意城市文学的地域性。^[56]至于从“城市中的文学”到“文学中的城市”这一转向，在陈惠芬、张鸿声、陈平原、陈晓兰等人关于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也都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当问题被更为年轻的研究者一再以同样的角度重新提出，或许印证了处于“传统”／“现代”“地域性”／“全球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结构中的“文学”与“城市”，或“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文化命题。不过，值得研究者自省的是，城市文学创作所遭遇的障碍，说到底，并不因为概念、理论的缺失，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创作没有因为这些问题的一再被提出而有所改观，理论界也没有因问题一再被提出而能在认识上更进一步。这样的现实情形下，反观在话语层面不断被展开的“文学”与“城市”（现实）之间的“关系”构建，似乎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悖论。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文学的知识生产本身是否出了问题？是否也已陷入多重时代“困境”中而不自知？(www.xing528.com)

孟繁华在论述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时认为：“城市文学的过渡性质与城市发展是同构关系。我们可以笼统地、暧昧地概括它的多面性，可以简单地作出承诺或批判。但是，这没有意义。任何一种新文明，都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过程，因此，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与此相应，“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如同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方案一样，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写作也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它向哪个方向发展或最终建构成何等模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57]尽管当下的城市文学创作确实正在遭遇关键性障碍，但它已经展露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许已经远远超出各种从普遍角度出发进行的概括与判断。尤其在对当下城市文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几乎都能感到，越深入、广泛地考察文本，就越难以轻率地做出结论。当然，也不应把“不确定性”本身过于绝对化——正因如此，文学研究也许比别的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沉下心来，将那些映照着时代精神的、正在发光或者可能发光的碎片一一捕捞、甄别、筛选，通过交流、互动，不断修正与建构能够通向我们时代的“整体性”标准。没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晶体不需要沉淀，“现代”意义的“经典”，更直接关联于这一动态过程。

说到底，为什么要讨论“城市文学”？究其根本，城市之于今日中国，是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现实本身。多种可能性在其中并存、交叠，乃至共生，现实有多丰富、复杂，今天的城市就有多丰富、复杂。在此意义上，当下文学创作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向，确实“并非是‘区域性’的迁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追踪性的文学‘报道’”。^[58]随着城市文化的迅速崛起，“城市文学”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但是，正如孟繁华所指出的：“这个变动或迁移，不是仅仅是空间或区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场景和人物的变化，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59]回到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回到对“人”和“心灵”的关注，除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