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经验建构：作家作品研究优化

近几年的一些城市文学研究，由于注意到城市文化经验的建构之于城市文学的关键意义，重新开始重视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与并重。比较典型的如孟繁华的《从传统乡村到欲望都市——当下文学的“非区域性”转移》（《芒种》2012年第1期）、《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张清华的《城市书写在困境中展开》（《山花》2011年第3期），张莉的《寻找结晶体，而非漂浮物——关于城市文学创作的随想》（《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皆通过具体文本，阐释其所提供的城市文化样态，来推进对城市文学的理论思考。1990年代以来，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几乎成为西方各种知识理论与文化研究方法的演练场，开辟出了新的思维路径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但过于偏向文学外部的、宏观的取向，却也构成了对文学的本体性、丰富性的逃逸与遮蔽，在事实上削弱了文学的文化功能。如果说孟繁华所阐释的“城市文学”概念的临时性，反映出的是研究者面对时代文化症候进行理论把握的不易；那么，建构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正是当下创作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置身同样的时代处境，比起有着西方庞大知识话语支撑的理论研究来说，创作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从经验到美学之间漫长的荆棘之路，显然需要创作与批评、研究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以及更持久的耐心和努力。

孟繁华的《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从“深圳文学‘新城市文学’的症候”“文学中的城乡交界处”“久被忘却的工人阶级”角度，对大量文本进行了分析，认为“建构起当下中国都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都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都市文明处在暧昧不明之中，但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城乡交界处生活的顽强表达——这同样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城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17]说到底，文学的建构只能从点滴开始，聚沙成塔，汇流成溪，方才可能产生通向“共名”的城市文化经验与文学形象。在2014年发表的《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中，孟繁华继续以文本分析与理论建构结合的方式，对当下城市文学叙事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梳理，认为当下城市文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城市文学没有青春，以及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此外，这篇文章还对城市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给予了提示：“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一方面，我们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另一方面，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18]这诸多的特征和问题，无疑都需要研究者在对作品的解读中发现和提炼。

这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呼应。如计文君认为，针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城市化进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裂变，“我们的城市文学注意到了变化——不可能看不到，而且特别关注着变化，描写这变化，我们甚至会为很多作家观察的细致准确而赞叹不已，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此前城市文学通过人物体现出来的洞穿肺腑、清澈犀利的目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起来”。^[19]这也正如孟繁华所分析的：“就城市文学的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况远不乐观。更多的作品单独来看都是很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现。但是，如果整体观察，这个文学书写的范畴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极其模糊。或许，这也是批评界肯定具体的作家，批评整体的文学的依据之一。”^[20]这里，也足见文本分析与微观研究之于城市文学研究的必要与重要。

张清华的《城市书写：在困境中展开》从城市美学的先天劣势、现代文学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传统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对城市文化经验的覆被等多重因素，对当代城市文学创作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认为1990年代城市经验叙事的恢复“一方面是因为这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急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出现了大量‘该隐式的闯入者’，从而肢解了原有的城市伦理；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某种敏感的文化断裂所产生的新的‘时代精神’，已更多地为城市这个现代社会的载体所承托”。^[21]那么，需要思考的是，由文化断裂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开始如何获得意义的阐释？陈晓明认为：“城市文学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现实的反叛性，也正因为此，书写城市的作品凸显出时代的叛逆意义，所谓城市则只是一个背景或空间。”^[22]王朔、王小波的小说正是因此获得文学史的意义，“透过城市的现实或现实的城市，当代文学期盼的难道不就是这种挑战性和叛逆性吗？”^[23]1990年代最为活跃的城市文学创作者，从邱华栋、韩东、朱文，到陈染、林白，再到后来的棉棉、卫慧，他们的创作确实因其中呈现的醒目的文化“断裂”而受到关注，并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了“反叛”的意义。然而，趋向同质化的“欲望化”写作，很快便耗尽了“断裂”之于文学史的“反叛”意义，城市经验叙事兴起之后不久便呈现出令人失望的尴尬状态。张莉在《寻找结晶体，而非漂浮物——关于城市文学创作的随想》中，也从宏观上对城市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势”和“精神向度的狭窄”表达了失望，但并没就此止步，而是从几个不同类型的文本入手，探讨如何书写城市生活的精神疑难和精神困境，认为“结晶体”是“小说的精神内核，即对当代社会的整体性认知”，“只有穿透斑驳的漂浮物找到‘结晶体’，只有具备‘发现之心’者，才能于喧哗的城市书写中拓展我们的精神向度。”^[24]寻找“结晶体”，这同样也是批评和研究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刚刚崛起、尚处于过渡状态的城市文明，探寻其“整体性”的“结晶”，只能“是一个不断建构与修正的过程”。^[25]

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由此更加凸显出来。对于寻找稳定的城市文化样态来说，上海这座城市无疑显现出优越性。“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上海的‘新感觉派’和左翼小说家们就以这座城市为蓝本，确立起中国人关于‘现代’和城市生活的叙述模型。关于‘十里洋场’、外滩和‘租界’的资本主义想象，关于‘革命党人’的红色传奇，关于‘弄堂’和‘阁楼’的市民生活理解，共同构成了上海这座既现代又有自己独特传统的城市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关于现代生活和城市神话的基本摹本。”^[26]也因此，王安忆创作于1990年代的《长恨歌》得以成为“我们时代为数不多的经典城市经验类型”。^[27]有论者认为“倘若要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寻找一个城市文学的典型样本，恐怕没有哪一部堪比《长恨歌》。”^[28]然而，如张清华所说，“新上海”对于王琦瑶而言，不是匡复了她昔日的繁华，而是葬送了她本可勉力支持的中年，可见，“即便对于上海来说，‘现代’和‘传统’、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也产生了冲突，其经验方式本身也产生着断裂和矛盾”。^[29]尽管《长恨歌》以其历史感和穿透力，创造出独属当代中国的城市书写，但“现代城市经验”对于当代城市书写来说，更加凸显出“未竟”的性质及困难。在此背景下，金宇澄的《繁花》的出现及其所受到的广泛关注绝非偶然。

张屏瑾在《日常生活的生理研究——〈繁花〉的上海经验》中对现代文学的上海叙事传统进行了回溯，认为：“纵观一部近现代文学史，稍微有点问题意识的作家和学者，在描写上海时，都会带上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晚清到民初，借助水陆交通的发达，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狎邪小说、苦情小说等在上海风行一时，从小说防骗到小说救国，没有一本不打算对世道人心高瞻远瞩，构成了开埠以来的文学传统的内涵之一。”而“今天的上海叙事中另一种影响深远的范式——对日常生活的高度关注，也是从散乱无序的‘魔都’开始，几经周折而成型的上海经验之一”。在张屏瑾看来，王安忆的《长恨歌》《启蒙时代》以及《天香》中，城市整体上的寓言性，日常生活话语以及背后的市民社会问题，被纳入历史沧桑感的描绘与阐释之中，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心理，都不可避免地沾上寓言和说教色彩，小说对城市经验的建构，透露出强烈的理性诠释的痕迹。而《繁花》的作者不追求站在历史的高度，也避免过多的心理描写，“人物从观念上的‘自为’而退回到‘自在’”，“是一部用‘具体’代替‘本质’的小说，具体的情景生出无穷无尽的触角，帮助我们注意和把握那些不可逾越的任何东西，这让它和我们是如此亲近，但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去亲近它，这种体验恰如生活本身带给人的”。^[30]在一片混沌岁月中，诸多人物虽然单薄、没有深度，却又活跃而生动，形成参差对照。没有对立冲突的主题和逻辑，难以用现成的命题去靠拢它，使批评家的细读变得异常困难。(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繁花》的评论者们多注意到这篇小说的叙述角度和叙述口吻的独特，有种沉浸其中、兴致盎然的从容，没有像多数现代城市小说那样，叙述者在作品里是一个对作为城市象征的“异化的恶之花”进行冷静审视的“陌生客”。^[31]《繁花》作者金宇澄这样说：“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在我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8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所谓城市已冷酷无根，愈加浅薄，只剩钢筋水泥，人人无根无源，浅层苔藓，遗失母亲的孩子——在我这老牌城市人看来，遥远的边疆，才会这样，在我印象中一直如此，就如高尔基说的，我的感受，是皮肉熬出来的，难以改变。”^[32]中国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鲜有如此对城市的认同。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还仅是一个雏形，“启蒙和现代性的观念给了作家以新的视界和眼光，但他们由此产生的文学资源和想象，却首先是对农业文明的失望和焦虑”。^[33]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到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乡村和城市成为了一对二元对立的景观，乡村虽然封闭但保有了原来的纯净、自然与健康，而城市虽然可以享受现代文明，人性却变得日益畸形与恶化。这个开端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的作家，使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几乎从未从‘本体’的意义上审视和思考过城市本身”。^[34]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城乡二元对峙的模式，成为几代中国作家叙事的现实背景”，当代作家审视城市的目光依然“充满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35]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在当代叙事文本中，“农业文化作为‘工业化’或者‘市场经济’的受害者的属性又显示出来了，‘城市’和‘现代’之间重新因为其互相的转喻意义而被道德化，成为传统文明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36]张清华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例，阐释缺乏城市美学的传统对当代作家创作以及评价构成的影响。当贾平凹尝试以城市生活形态来支持其小说叙事和人物伦理时，便陷入了一个“丑陋”美学的陷阱，“变成一个夸张或并‘不真实’的关于人性堕落与丑恶的故事”。^[37]人们对同时期的《九月寓言》则给予普遍赞誉，因为它“描述了乡村自然世界遭受到工业化进程的毁坏，而具有了崇高的悲剧力量”，而《废都》则因为“正面描写了居于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和粗率无聊的声色犬马，而充满了恶浊之气”。^[38]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在中国社会以更大的规模全面铺开，越来越多作家转向城市文学创作，情况已经开始变化。《繁花》的出现因而别具意味，其美学旨趣显然已经从“恶之花”的泥沼中跳脱出来；其意义世界的混沌状态，恰也对应于现实中正在崛起、尚未充分发育的城市文明的某些特质。

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消减，在年轻一代作家那里有着更充分的表现。张莉在评价蒋一谈、莆跃辉、颜歌时，格外注意到他们对物质生活的书写“有着少有的通达”，在这些作家笔下，“城与乡、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正在消减，乡土只是乡土，并不是逃离城市的家园”。^[39]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文明固有的关于城市和乡土的文学想象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的意义生成”。^[40]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消减，在新世纪以来数量不菲的以“农民进城”为题材的小说中尤其突出。孟繁华在谈到当下正在崛起的“新文明”时说：“这个新的文明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认为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特征就是“农民进城”，因而，“城乡交界处是当下中国生活重要的表征之一，也是小说表达最为丰富的场域之一。在这个暧昧不明的处所，我们却看到了当下生活深刻的迷乱与无序”。^[41]近年来，关于这一题材小说的研究，令“乡下人进城”“城乡叙事”“底层叙事”“城市异乡人”“都市边缘人”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一时成为晚近城市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持续走高的语汇，由此又带动一些延伸、扩展到整个20世纪文学中“城与乡”审美模式的研究。对于大批拥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来说，作为城市的“他者”，首先是生存问题，必须尽快适应城市，“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42]有研究者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指出，这些叙事较之现代文学传统发生的变化，“乡村再也不是异乡者心中的纯朴之地”，当这些进城的农民在城市中遭遇困境后，反身寻求宗法温情的庇护时，却发现“乡村早已失去了庇护他们的能力，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伤害”。^[43]人与城市、人与乡村的关系，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在这些叙事中凸显出来，“身份”成为这些“城市异乡人”首要的精神疑难，甚而成为普遍的困境。

近年的城市文学研究中，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逐渐升温。“70后”写作与“城市文学”的联系在于，正是随着这代作家登上文坛，当代文学的叙事中心才真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孟繁华、张清华的《“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中，将“70后”作家作为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与“50后”“60后”形成的“历史共同体”，“80后”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并置：“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尴尬的代际处境使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遭遇当代文学的断裂与转向，却也同时使他们有可能避免一代人写作的“同质化”。值得注意的是，“70后”这一“代际”概念的临时性，作为总体性溃败之后文学批评出于无奈的一种应对，也正好对应于当下“城市文学”概念的临时性。“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又一轮的探索。”由于“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他们的创作始终犹疑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绝之间，却无形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44]陈晓明认为：“70代没有历史和乡土中国构成内化的经验，而是面对当下城市或市镇生活，他们普遍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能通向中国文学中一直未经有效积累和充分发育的内心的自我经验，“他们最需要在哲学和宗教这两方面下足功夫，因为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化最为欠缺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学并未真正打下的底色”。^[45]张莉则强调“70后”“退回”的那一面，认为“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在当下，对于日常的反复书写和日常美学的反复讴歌正在不断地吞蚀着这世界本来应该有的异质声音。……当代文学进入了异常同质化的怪圈里。被视为理应对文坛最具新生异质力量的70后，是一群这么“乖”的孩子，没有越轨的企图，没有冒犯的野心，没有超越可能性的尝试。”^[46]梁鸿认为“对小城镇日常生活与人性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在当下中国，“小城镇”处于最富历史性的时期，“介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市民，坚守与抛弃之间，是一个‘中间物’，也是中国目前各种复杂矛盾的最基本载体”。对“小城镇”的叙事让“70后”开始面对传统写作，同时，“小城镇”性格所造成人生与人性“成为无背景的纯粹之人性，它超越了时代背景与具体的历史存在，而具有普遍性”。^[47]

从“上海”宝贝，到“小城镇”人生，世纪之交以来“城市文学”的空间演变，正好也对应了“70后”作家的写作轨迹，印证着正在崛起的文明形态的多元共生。也正因此，“城市文学”才成为一个被讨论的问题。尽管“70后”作家个体之间差异巨大，但在他们笔下，人物普遍带有某种层面的身份焦虑，难以和外部世界（城市）建立稳定联系，从而成为一个失败者。如果说“城市病”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城乡二元对立的产物，那么到了“70后”笔下“城市边缘人”的身份焦虑，一些东西正在消散，新的可能正在形成。“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