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概念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陈思和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都市文学”的议论兼谈几篇作品——“三城记”之上海小说卷序》中，针对当时一则关于中国“都市文学”研讨会的报道进行了批评：“我从报道中读到的信息，仿佛是历史将使都市文学进入一个全新时代。都市文学还在被评论家们清醒意识到‘缺乏普遍叫好的力作’的情况下，已经被匆忙宣布将在‘十年之后’可能‘从边缘地位一跃成为文学主流’。”这实则触碰到当下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太急迫地想要追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及空洞、草率的判断或预言。陈思和解释自己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是因为这样的舆论导向并非始于最近的一个会议，而是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思路，已经对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误导。我去年先后去甘肃和宁夏，与一些青年作家交谈，大家普遍的困惑就是：他们这么写自己深切感受的生活是否已经被历史所淘汰？是否应该关注那些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陌生的都市生活？”^[1]如此“都市焦虑”，实令人不安，它所透示出的理论对创作空间的挤压，应当引起理论界警醒、反思。

1990年代以来，城市题材文学创作迅速兴起，在规模和数量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乡村题材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占据了主位，但其日趋同质化、单一的精神向度很快便招致了各种失望与不满。相当多读者乃至部分文学研究者正是在城市文学兴起之时，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阅读。随着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下中国的现实经验与文学叙事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近年来，文学叙事已悄然出现了某些新的特质。而这一起点，自然而然成为不少研究者思考的出发点，面对城市文学创作的困境与出路进行理论的阐释与构建。

然而，试图定义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阶段，探寻出路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城市文学”？陈晓明在发表于2014年的《城市文学：弯路与困境》中提出，要具备三点特征才能被称为城市文学：“其一，地理学的特征，即描写了具体的城市存在形态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作品；其二，意识与精神的特征，即表达了城市意识或对城市的意识，这一点难以定义，什么是对城市的意识？即叙述人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意识到他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相关，他在思考他在城市中的存在状态。在大多数情形下，这就是现代的个体自我意识，甚至可以简要地表述为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意识；其三，文体特征，即有一种与城市存在形成相关的叙述文体，对于诗歌来说即是有一种诗的语言的表意策略。简要地说，所谓城市文学就是表现了城市生活并包含了一定城市意识的作品。”^[2]如此具体、定性甚而定量的标准，使“城市文学”未及充分发育，已然被笼罩于理论的阴影下。

孟繁华在2009年《广州文艺》主办的关于“都市文学”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都市文学”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概念，“临时性的当然有通约关系，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概念不准确，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说什么。都市文学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从学术化的角度去界定它的时候，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原因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建构起一个共同能够认同的，能够不必识别就能够认同的一个都市文化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3]在不少研究者那里，“城市文学”与“都市文学”一直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概念的临时性，反映出当今研究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纷纭复杂的时代精神状况时，试图进行理论把握的不易。

理论界比较自觉的城市文学研究通常认为以1983年北戴河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为标志，会议给出了“城市文学”的初步定义：“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作品，都可称之为城市文学。”^[4]这个初浅而宽泛的概念，却也开放出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198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改革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如徐剑艺认为：“对于城市文学的概念界定中，首先固然是题材上的城市生活，但同时必须是以城市意识来艺术地观照城市、表现城市。落实在当代城市小说的考察上，不仅关注被描述者的城市意识中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同时评价描述者的城市意识中的这种冲突。”^[5]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描述这种城市意识的冲突呢？晓华、汪政认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和城市心态应该是多层次的。固然不能排斥伴随技术、就业、城市建设的冲击而来的异化感，但这只是城市文化中‘青年意识’的一部分。此外，城市中还有‘老年意识’，那就是一种因城市现代化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对城市传统文化的依恋和缅怀”，强调“中国人的城市观念应具有自己的色彩，它不会因城市的现代性而失去民族性的差异”，^[6]试图从更具民族性的角度阐释“城市意识”。然而青年／老年、改革／保守这类二元对立的批评话语，究竟能支撑起多少现实的包容力？这是个问题。(www.xing528.com)

到了1990年代的研究者那里，“城市文学”的概念普遍被“都市文学”所取代。戎东贵、陆跃文发表于1990年初的《新时期都市文学的发展和走向》认为“都市文学”的概念“不等同于题材意义上的表现都市生活状况的文学，而必须是用现代意识观照现代都市生活，反映都市生活流向和价值观念变迁，刻画现代都市人格和心态，具有都市审美风貌和艺术表现特征的文学。”^[7]这样的“都市文学”概念，事实上指向一种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的理想形态的城市文学。陈晓明在1991年对“都市意识”的内涵作出阐释：“其主题强调的重点在于都市空间构筑的压抑感、孤独焦虑心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偏离、无处皈依的末世情调等等。”^[8]胡良桂的《当代都市文学的形态》（《小说评论》1996年第5期），黄伟宗、李红雨等的《拉开重构文学格局的序幕——关于“新都市文学”的对话》（《特区文学》1996年第2期）也都强调“都市文学”要表现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都市文明与都市意识，“在文化的指谓上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意识观照下的文学相区别”。^[9]面对市场化、现代化的加速，人们急迫呼唤着文学中的“新”与“变”，以对日新月异的时代进行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期刊在“都市文学”迅速兴起的潮流中，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上海文学》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致力于发展城市文学的思路，经过一年多创作和理论上的铺垫，到1995年正式推出《新市民小说》栏目。一批最活跃的城市文学作者由此聚拢在一起，刊物为城市文学所造的舆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代小说》于1994年提出了“新都市小说”的概念，推出“新都市小说系列展”，明确表示这次策划的目的是：“意在倡导一种现代感的新都市小说。”^[10]深圳的《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也打出“新都市文学”的旗帜，第2期《特区文学》卷首语指出“新都市文学”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整个年度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讨论都围绕“新都市文学”主题展开讨论，虽然并没有产生什么确切的结论，但批评与创作借此实现了有效的互动，共同参与和助推了所谓“都市文学”的批量生产。

李洁非的《城市文学的崛起》（1998）曾对中国城市文学作出这样的诊断：“中国的城市文学之所以在过去一直没有发育起来，也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尚不处在物化状态，商品经济虽非毫无，但却是在极低的水平上存在着，故而物的力量远未增长到足以令人压抑、反受其制的程度，相反，倒更多地领受的是物之匮乏。”^[11]在发表于2002年的《都市文学游走在中国现实中》，李洁非认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没有一部作品是真正在演绎‘城市’这个概念”，“只有在商品原则之下，现代城市才表达着它的意志，否则，它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90年代有一种叫城市文学的东西应运而生，来势强劲，一下跃升为我们最重要的文学景观。”^[12]葛红兵也于同时期对中国城市文学的起点作了更为干脆的判断：“1990年代以前中国是没有城市文学的，有的是反城市文学和拟城市文学。”^[13]在他看来，“1980年代以前的文学，即使是城里人写的，写的也是城市里的事情，但不能算城市文学。”^[14]没有商品经济和物质的发达，就没有城市文学，这样的逻辑不仅导致城市文学史被阉割，无形中也放大了一种对于“物”的焦虑。对城市文学的“欲望化”解读，亦如城市文学写作本身呈露出的苍白、同质化，实现了奇妙的同构。

依据这样的“现代意识”／“都市意识”的标准去评判文学创作，难免会持续地生出失望。2011年在一次名为“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的问题与出路”的研讨中，主持人对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概括：“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然而城市建设的狂飙突进，并没有带来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其标志之一便是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载体的城市文学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整个文学叙事的格局中，城市文学只占据很小的分量，在价值评判中更是如此。文学从城市生活中淡出，并使城市的生态和心态处于从未有过的人文危机中。”^[15]从数量和规模上迅速膨胀的城市文学创作潮流尽管已然成长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但似乎一直处于令人不安或不满的危机之中。其中，城市文学研究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真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不过，当“文学”遭遇“城市”，似乎也重新找回某种对于“时代”的担当感，这或许也正是“城市文学”概念及与理论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让这种担当感及努力，不继续加剧或开启新一轮的“城市焦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