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学者与文献综述

在本前沿方向上，已有的结合城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路径，在以往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论批评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城市文化理论对文学文本加以新的阐释分析，对中国文学流变的深入探索、对文学史书写的准确把握等均有促进作用。同时，这一前沿学术问题的研究，是对现有城市理论研究的深化。贯穿中古到近世的中国城市文学研究，可以为城市文化理论的本土化提供具体的例证，并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更多学术上的支持。

在著作方面，对于地理空间的观照，产生了诸如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著作，探讨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而结合文学与城市两者关系加以研究的相关著作，有2013年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刘方著《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谢昆芩著《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以及蒋朝军著《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等等。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之中，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研究关注其都市性的特征，相关学术成果有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和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等。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一文对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从“城市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展示和聚焦”“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以及“市民生活空间：城市的灵魂与血肉”这三个角度，运用城市空间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5]孙逊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也是从古代小说中提炼出双城意象，钩沉相对也相关的两个历史城市的文化记忆，值得参考。周晓琳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则针对此前沿问题的研究意义，从宏观层面进行了理论探讨。

如果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城市来看，已有的相关成果中，唐代长安获得了学者最多的关注，这与其城市本身历史文化之悠久以及相关研究积累的深厚是有密切关系的。本前沿课题成果颇丰，可以列举部分，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志怪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一文以外，他还有《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等诸多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的空间出发，充分运用唐代文学各种体裁作为解读的来源，探讨唐长安的城市布局与历史变迁以及唐人生活场景，是本前沿方向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此外，国内诸多学者对相关问题也有细致深入的研究，如朱玉麒的《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和《唐代长安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荣新江的《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杨为刚的《街鼓制度下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与空间》，林晓洁的《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李浩的《论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的关系》，王静的《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辛德勇的《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以及《〈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等论文，运用丰富的文学材料，对唐代长安的各种城市构成及其历史变迁均有精彩的论述。如《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一文，作者朱玉麒揭示了长安作为重要的信息社会给小说类作品的场景描写带来的重要机遇，城市的公共场所给人物冲突造就的合理氛围，坊里空间的人群分布和市场结构给故事经营形成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庶民信仰的建筑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的日常性，从这几个方面探讨了隋唐长安的坊里作为当时文学人物的活动空间的意义。长安是当时最有信息交流机会的公共空间，曲江池边的士子游宴，为唐代小说中人们的相遇提供了恰当的地点和场景。作者也指出，长安的城市布局在小说中还有另外的反映，那就是以东西市为中心，街东居民以贵族、官僚为主，相对安定；街西则居民成分复杂而人口众多，市场也相对富庶、繁华。因此，可以用“东贵西富”来进行概括，从总体上来形容外郭城市的分别。作者特别指出，两市作为公共空间的遇合地现象，是坊市制中古城市的独特景观，从而也是唐代小说中长安城市的个性化特点。而就两市在小说类作品中的描写来说，其中关于西市小说描写的商胡故事更成为特色。因为唐代实际生活中一些时代特殊性的影响，如前述宫城的两次东迁、丝绸之路繁荣形成在西市周围胡人的聚居等因素，使西市的繁杂超过了东市，这种繁杂也使得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容易被理解。此外，唐代长安坊里中的寺庙以及民众的宗教信仰，也在唐代小说中有非常生动的展现。而在中国小说戏曲中，长安城的兴衰演变也有着清晰的脉络。总而言之，这篇论文综合了唐代长安城市坊里的历史记忆与诸多文学素材，运用城市空间理论加以多方面的阐发，是本前沿方向的一篇优秀论文。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辛德勇的《〈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则以唐朝永徽年间吏部尚书唐临所撰《冥报记》为研究对象，根据笔记小说中的相关地名记载，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6]作者指出，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而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为刚的《街鼓制度下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与空间》则考证：通过街鼓制度的设置，唐代执政者对都市居民出坊、入坊与出城、入城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使都市空间的运行与生产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在街鼓制度规定下，唐代都市诗歌产生了独有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表达方式。从时空的角度对唐代都市诗歌空间构成进行解读，可对唐代都市诗歌得到一种新的认识，即唐代都市诗歌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反映了诗人们政治上的得意与否等信息。^[7]

尽管如前所述，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思考倾向于认为唐代及以前的中国城市不是“城市”，而对宋明以来的中国城市青睐有加，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而言，这种照应城市发展与时势变迁的思路当然需要充分重视，但是也必须注意的是，中国文学传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有些体裁甚至题材作为一种延绵的传统或者模式，未必随着时代变迁而自然地予以对应式的呈现，实际上，除了因应近世城市空间与精神生活的变化而产生的瓦肆说话、剧场演出、小说叙事乃至笔记体的琐碎记述和充满个人感情的散文短制，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主流的诗赋仍然延续着中古文学的一些面貌。京都赋及田园诗，一个状写通都大邑的繁华富丽，一个吟咏乡村田园的静谧闲散，从京都赋到田园诗不仅仅是空间的变换与主题的更易，其间的精神脉络与渊源纠葛是研讨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探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所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许结在《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一文尝试对京都赋到田园诗的文学创作范式变迁予以探讨，力图揭示这两种题材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并对两者各自代表的城市文学传统与乡村文学传统予以解析与描述。他认为，从京都赋到田园诗，体现汉代国势衰微，政治上的朝、野变迁影响了文学主题的城、乡转移和文学体裁上赋的抒情化，同时也反映了士人精神世界的仕、隐心态与审美趣味的变迁。关于京都赋，他认为其出现与城市的高度发展有关（当然他所谓的城市是指帝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以都市景观、典礼祭仪、商业交通、物产风俗以及百姓喧嚣的描摹来展现大一统帝国的威武与兴盛。关于田园诗，他认为其成熟与王朝控制力的衰微与文人角色地位下降有关，而描摹方法则仍然从京都赋对物态景观的铺陈演进而来。在分述两者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之后，他进一步对两者的审美差异予以论述，涉及铺陈与省净、描摹与会神、宏大与空灵、才学与才情等数个方面。^[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城市史的研究中，中古城市、乡村二元思维面对近世城市复杂多样的网络世界已不仅难以解决问题甚至妨碍有关问题的探讨，但是在城市文学的研究中，不仅中古文学的研究，即使近世诗赋的城市、乡村书写均不能够抛弃城市乡村二元思维，当然，文学研究者也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针对哪个时段，过分强调城市、乡村文学在空间、政治、审美等意义上的差异，又或许会导致对城市、乡村文学之间的潜在联系和演变轨迹缺乏足够的了解之同情。(www.xing528.com)

无论从城市史还是从文学史来看，南朝建康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迷人话题。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六朝文化形成、发展与变化的集中展示区域。就物理空间而言，建康宫城内外，是宫廷与民间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然而就人文空间而言，这样两个由宫墙区隔开来的空间却并不那么鲜明，随着东晋南朝的政治变迁，士庶权力的升降，宫廷与民间或者市井呈现出交错、挪借的现象。郑毓瑜《市井与围城——南朝建康宫廷文化之一侧面》一方面即力图对南朝建康宫廷文化的此种交错、挪借、模拟现象予以揭示，另一方面亦力图通过政治话语与权柄转移对南朝建康的欲望与重围意象予以呈现。她指出一个都市可以是某种意象化了的形式，而这个意象并非物理形态的城市，也并非仅由个体记忆汇合而成，而是社会各阶层之间互动的经验产物。建康经历六朝，其城市意象也随着朝代与士庶的变化而更易。东晋过江，局势不振，却延有中原风度，那时的建康城，意象化为名士风流，体现在物理空间即是王导营构建康城的因势迂曲，体现在城市机能则是谢安治政的宽容放旷。此种悠游的风流，随着宋、齐以来的士风转变，汲营、聚敛成风，士流与贾客渐渐消泯了分别，操守不存，名士不再，南朝的建康也就不再能够延续名士风流俭约闲旷的意象。郑毓瑜指出士族虽然是六朝权力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阶层，但是江左诸帝出身素族，其任人亦多为寒门，政治实权上士、庶的互置，使得以王、谢为代表的士风受到激烈的挑战，士族流风在实际权力的争夺中不再具有优势，甚至成为劣势，所谓唯堪读书，不能经国。一方面寒素占据权位，一方面士族仍然以出身为贵贱，造成南朝建康宫廷戏拟市井的倒错文化景观。就南朝帝王出身寒素本身而言，模糊宫廷与市井、天子与小人的差别，以戏拟营营市井的方式对士族的堂堂尊贵炫示权力，是对士庶贵贱有别的反动。在种种的戏谑，喧闹与狂欢中，南朝帝王虽然看上去是市井生活的参与者，但并不是真的要过市井的生活，而是一个游戏者，一个模拟者，他随时可以发话，随时可以施谑、玩弄甚至杀戮。这种私己的欲望，由于权力的护航，而肆意膨胀，进而充斥朝野上下。人伦品评从玄言雅量转而为权宠，为财货，聚敛成风，粗鄙横行，精神空间的市井化构成南朝建康的欲望书写。市井化已经成为一种门第淡薄、士族虚位之后新出的文化性格、生活品味，戏拟市井成为建构特权的阶级论述。而吴声西曲等委巷之声进入宫廷宴享与权贵游乐，在文学史上虽可作雅、俗或者新变的考量，但是作为一种新出的权力论述，标志着寒人素族进入政治核心、竞逐富贵荣华，可以出语鄙俗、纵情淫靡，连皇宫内苑、王公府第都鼓荡着市井风情的乐园意象，作为权力的拥有者，这些曾经的布衣寒素可以自在地运用自己熟悉的话语，呈现出贵族市井化与市井贵族化的面向。这种肆意纵恣，以权力将百姓与权贵隔离，重重“长围”下的喧哗与死寂，繁华与腐朽，最终成为建康遭受围困与焚荡的谶言。^[9]

在近世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杭州从来都不缺少话题，也不缺乏关注。刘勇强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以及《晚明西湖小说的源流与背景》（《晚明至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还有宋莉华的《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等，均是本前沿方向上的研究成果。作为杭州的城市意象，西子、天堂往往占据了人们的思维，而城市意象并非一成不变，如同南朝的建康，杭州也历经战乱与围困。胡晓真的《离乱杭州：战争记忆与杭州记事文学》从战争记忆的侧面，为我们提供杭州城市意象的动态观察与城市记忆的立体展示。杭州的富庶与关要，使其同其他重镇一样，难以避免兵祸与杀伐，战争作为城市记忆无法回避的一面，构成杭州城城市意象的隐秘一面。杭州以其城外的西湖，增添一抹女性的色彩，此种女性色彩不仅是柔媚秀丽的景致带来的感官愉悦与精神旅行，还有潜藏在美丽意象背后的幽暗光影，即美人迟暮、华容逝去的深层意象。西湖的人文积淀，作为一种交织着过去与现实的历史记忆，英雄的埋骨之地与美人的长眠之所共同营造出融合忠烈崇拜、动乱记忆与现实焦虑的场域。美人湖上美人坟，美人湖上美人魂。死美人正是西湖记忆、杭州记忆的死亡意象。这种意象以忠烈与薄命的对举，构成繁华落尽的悲剧联想。杭州的繁华，如同其他繁盛之都，在异代之际成为文人的追忆对象。而城市繁华与西湖美人的意象结合，在追忆之余，寂寥伤痛伴随着祸水论，使得杭州的妖冶与浮华成为悼国者咒詈的对象。杭州屡遭围城，围城中粮尽的居民饿死极多。此种惨酷在战时记述与战后的追忆中也常被看作是平日风光的惩罚。从宋代以来的，杭州战乱的历史记忆与此种城市的“原罪”感从来都不可分割。胡晓真接下来处理了丁丙编纂的《庚辛泣杭录》中收集的有关庚辛围城的一系列文本，力图从这些文本所反映的不同的立场与叙述策略来探讨私人情感与公议空间。她指出，作为终身的文献编纂者，丁丙面对材料本有不与偏信的中立习惯，而太平天国庚辛险杭事件也确实纷繁复杂，使得《庚辛泣杭录》的编辑不选取某一口径，而是将各种矛盾的记录同时呈现，使文本本身虽然由不同的私人叙述组成，却构成一个公议的空间。^[10]

不论城市有无城墙，或者这个城市处在何种层级或者体系之内，生活在其中的人，尤其城市文学所要关注的文人或者知识群体，书院作为他们赖以成长、取得功名与身份，从而进一步发挥其在城市生活或者地方政治、文化网络之作用的地方，又经历如何的呈现与演变，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所需要预先了解的问题。格里姆在《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中，处理了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广东地区的书院层级与网络及其在广东府县体系和区域经济中之变迁。该文较充分地利用地方志中的书院资料，设计并编制多套统计标准与数据表格，直观地展现了重要书院、次级书院及一般书院与地方纽带的关系，^[11]对我们探讨文人或者知识群体的声名、素养、层级以及人员流动与地方政治、经济权力以及地方势力、商人家族复杂交织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论证。清代广东地区的书院体系当然只是一个较晚期的个案，但类似的探讨对于我们立体地把握文人或者知识群体的生存时态均有帮助。此外，此研究也提醒我们，对于无论是城市历史还是文学相关研究而言，计量方法，特别是对经济利益纠葛的梳理都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角度与方法。